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视野大为拓展，心态容易浮躁不安，欲望往往随之高涨。他们消费的参照物已不是传统的亲朋好友，也不再是往日的左邻右舍，更多的则是媒体传播和广告名人。尽管他们的收入也许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甚至实际上他们也许就根本不需要这种消费，但是大众传媒既把他们托上了虚荣炫耀的浪尖，又把他们拖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在一定意义上，大众传媒是把当代消费文化从价值体系变成人们现实行为的传导中介，更是孕育风险、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
（三）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当代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棘手的“双刃剑”
如前所述，人们的消费行为并不仅仅限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建立并维系着一种社会关系。而作为传导消费和社会矛盾之间的手段和中介，消费文化有时可能会缓解矛盾，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弊端。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来都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但同时也承认矛盾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会有与以往不同的表现方式，而且事实上这种方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正如日本学者见田宗介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是需求的有限性与供给能力过剩的矛盾，而且它经常会呈现出“恐慌”形式。只有以“消费化社会”再创造无限需求，才能克服并超越这一矛盾。
事实也是如此。如1913年，当新型汽车驶下第一条现代化的流水线后，美国福特公司的老板们就敏感地意识到大规模生产可能带来的过剩问题，于是他们非常巧妙地提出了“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的口号，借以吸引工人加入消费行列，同时又可通过扩大消费来缓解生产过剩压力。后来，以此为重要内容并由此而产生的“福特主义”，甚至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消费主义的开端。
但另一方面，对形形色色的“福特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其实就是一些西方学者也是心如明镜。有的还试图跳出消费范畴，从更深层次的社会视角进行剖析。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沃尔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把剩余价值的增加与工人消费水平的上升结合了起来。”在分析原因时他指出：因为消费品的价格不断下跌，使工人赚的每一分钱都能买到更多的消费品，所以“资本家能够使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远慢于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通过使被剥削日益深重的工人乐于接受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较少遭到工人的反抗。”但换一个角度，沃尔夫还进一步分析道：“如果美国工人能够厘清他们现有的生活品质和他们所要追求生活品质完全不同的话，那么他们将不会仅仅满足于涨工资。”“如果这种价值观—超越了个人消费水平—成为衡量优质生活的标准，美国工人将会拒绝承认提高消费可以作为不断加重的剥削的足够补偿。”于是“随之而来的妒忌和怨气”终究会造成如亚当·斯密早就预言过的“霍布斯战争”。
丹尼尔·贝尔则更直接：“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确切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根源。”而且它“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在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
可见，在部分西方学者眼里，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当代主流文化，也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影响并诱导公众，甚至还可能借此缓解长期紧张的社会关系，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这也许是此次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资本论》会如此畅销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