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非税收入还是政府矫正负外部性的有效工具。由于外部性的产权难以界定，损益的范围和大小也很难确定，受“负外部性”影响的主体很难因受害而向生产“负外部性”者索赔，这样，客观上诱发“负外部性”生产者过度地从事这类活动，而相关治理成本却要由社会来承担，造成明显的不公平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可以就此征收“矫正性收费”或罚款，有效修正社会成本与微观（个体）成本的差距，使生产者负担真实的活动成本，从而达到校正或制止这类行为发生的目的，以实现惩戒、体现公平。
此外，对于矿产、草原、能源等社会共有的公共资源来说，需要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明确这些资源为国家所有，政府应对其进行合理配置和管理，通过费用征收制度避免社会主体对国有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和浪费，并可以使国家在保护和再生国有资源方面的投资得到充足的经费保障。
2．政府非税收入是税收收入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税收收入是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法人或居民的强制性征收，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税收收入的普遍征收和强制性，虽然有效的保证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来源，但居民负担的筹资与其享受到的公共产品之间缺乏相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筹资在居民之间分配的不合理性。政府非税收入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对于上面提到的具有特定使用者、受益者或产生负外部性的群体和行为，政府可征收非税收入，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往往与享受某项公共产品或特定行为密切相关，更好的体现了财政收入筹集的公平、提高效率，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与税收收入相比，政府非税收入还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首先，从立法层级上看，税收的立法权限相对集中且层次高，其立法或制定程序非常规范和严格，而政府非税收入的立法权限层次往往较低，其立项和政策制定程序也不及税收收入严格。其次，税收要素一旦确定往往相对稳定，其税率、税目的修订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政策时滞较长，而政府非税收入相关制度的修订则容易得多，立项和费率调整也更具灵活性和时效性。
政府非税收入虽然在规模上难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体，但其具有的收益相关性和筹资灵活性等优势，使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税收入收入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三）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沿革。
我国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改革以预算外收入改革为主线和突破点，从理论基础到具体实践都实现了突破，历经从放权到集中的漫长过程。
建国初期，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很少，资金数额也不大。国家财政统收统支，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主权，逐步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非税收入的项目和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缓解财政压力，政府非税收入收缴实行分散管理。在放权让利思想的指导下，大部分政府非税收入未纳入预算，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由各部门和单位自收自管自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非税收入规模迅猛增加，但由于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等方面的原因，许多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特别是有些地方和部门从局部利益出发，超越权限乱设基金、乱收费、乱摊派，加重了企业和个人负担；有的把预算内资金转到预算外，化大公为小公，甚至违反财经纪律，私设小金库，还有的炒股票、房地产等，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流失。预算外资金的不断膨胀，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干扰和冲击了正常的政府公共分配秩序，加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膨胀，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为了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党中央国务院相继颁布了许多政策。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国发[1986]44号），第一次提出了预算外资金要实行“财政专户管理”。1993年，由于企业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的改革，《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的实施，国营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已作为所有者权益来体现，预算外资金的管理范围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29号）,明确了预算外资金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再是部门、单位，而是政府，预算外资金的性质是财政性资金，必须纳入财政管理。1999年，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若干规定》，提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实行“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管理制度，并且以政府非税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并逐步纳入预算管理为目标，不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