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干预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破坏性很大，导致过多的资源浪费，也让企业很难做。投资决策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完，但是信贷政策总是在两个极端摇摆，导致企业没有办法从长时段的角度安排他们的投资和生产。如果你去访问那些做企业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感触。
而把资金投入股市看上去似乎很快就可以得到回报，这样慢慢地就会把那些原本做实业投资的人也吸引过来，无法抗拒股市的诱惑。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就有问题了。
《中国周刊》：对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而言，合理的资金分配比例应该是什么样的？要避免上述问题，经济政策应该作何调整？
陈志武：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合理比例就很难说了。因为好的资本市场，资本投入最后也应该是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实体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把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对立起来，我也不喜欢用虚拟经济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从金融角度来说包含着很多贬义。
在美国，正常的情况下，实体项目带来的回报和股市带来的回报非常接近，这样就会让企业在做投资选择时不会过于失衡。我一直说股市合理的定价非常重要，要允许做空，也要允许做多，信息尽量透明，这样才会让企业管理层的人把心思放在企业上，而不是炒作股市。但是，如果是政府帮忙，让股市上涨和下跌的动作违背了市场基本面的数据，就会容易激励投资者把精力放在股市上，分散公司管理层的注意力，社会资源就会过多地流入不该放置的地方。
《中国周刊》：你曾判断目前在很多领域里面已经出现通胀，并且全面的通胀也将很快到来。日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指出，首先，CPI、PPI都在低位徘徊，供给充足，通货膨胀无基础；其次，我国治理通胀的能力很强。你如何评价这个问题？
陈志武： 严格来说，所谓通货膨胀，是指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5%或者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胀。只是从去年实际生活中感受到了明显的物价上涨。以此判断，姚先生的说法和我的说法并不是很矛盾。
但有一方面我不是太赞同。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供需关系的不平衡，现在总体上产量过剩，这是很多人讲到的，我也赞同，这表明，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是不存在的。但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贬值，很多人都强调前者，却有意忽略了后者。因为从去年贷款的增长来看，中国的货币增量远远大于合理的货币增量，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