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选择有特殊的背景。楼继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编者注)主张中投作为财务投资的单位，要求回报可以，但最好不要附加其他的条件。我觉得这个主张总体上是对的，因为附加的条件越多，限制也就越多。楼继伟的主张后来成为中投的核心定位。两年前，按照楼继伟的说法，中投只有他和他的秘书两个人，到现在中投成为将近两百人的团队，已经很不简单。在这么短的时间建立一个优秀的团队是需要磨合的。更何况，中投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约束：如果要想请世界一流的、有多年投资管理经验的人到中投，就要支付每年几百万美元的年薪，这是国有企业不允许的。所以中投每投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不仅要接收他们的钱，同时也要接收中投派过去的人，等于投资的公司还要受托帮助中投培养人才。这个办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能够理解中投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些约束。要批评他们的工作，很容易，但是要提一些建设的意见，非常难。
中国会迎来新一轮“国退民进”
《中国周刊》：应对此次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实施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通过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的增长。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很难直接从这些投资中获益，这里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在任何时候，天量贷款也好，其他的资产投资也好，首先要照顾的对象都是国企。从银行贷款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贷款给国企，国企最后无法偿还，银行的官员在政治上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如果给民企放贷出了问题，银行的官员可能连职位都保不住。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很能够理解，一旦银行得到指示要加大信贷规模，他们首先要照顾的对象是国企而不是民企。在这一次放贷中，中小民营企业得到的贷款非常少。但是从解决就业的角度来讲，中小民营企业为中国的就业贡献了76%，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正因为信贷政策的不公平，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了近年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今年国家财政投入四万亿元刺激经济，但是中小企业的用电量却下降了49%，整个经济的用电量才下降了5%左右，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民营企业受到的打击有多大。
《中国周刊》：这种局面所带来的可能后果是什么？
陈志武：我曾经有个观点，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和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事实上是负相关的。我用了几十个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来看，发现有这样一个负相关的关系。从中国自己的经历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银行业、还是石油行业，还有钢铁行业，都印证了这种看法。法律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不仅是自然人平等，法人也应该一律平等。但是国企的股东是国家，而国家掌握着立法权、执法权和法律解释权，这造成民企和国企在法律面前事实上的不平等。
就近期来说，现在的这种趋势仍难以逆转。远期来看，如果中国“国进民退”走过头之后，中国的经济效率肯定会下降，呆坏账的比重会重新上升，然后迎来新一轮的“国退民进”。但是在时间上，这样的局面还要等几年。
政府不应过多干预经济
《中国周刊》：国家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本意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目前看来，流入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反而只占较小比例。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急刹车。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要么是急刹车，严格控制信贷，要么就是天量放贷。我之所以非常反对政府过度干涉经济，就是因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非常容易导致我们熟悉的这种局面，在两个极端的状态之间摇摆，而没有机会、没有太多的时间停在中间。政府决策的倾向就是经济有一点点要萎缩的苗头，就开始放大信贷的供应，放贷之后造成经济过热之后又开始紧缩。为什么不可以稍微清闲一点，让经济有更多机会在两个状态之间停留？但是过去的几年都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