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市场性目标与公益性目标的冲突(3)

　　补贴收入之所以导致上市公司竞争力削弱，在于现实中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着制度性缺陷。这种缺陷表现为他们只代表自己而不代表其他利益主体。科斯的“交易成本论”认为，针对分散经营而言，产业化经营可以降低信息成本、避免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损失；可以降低交易合约签订费用，降低履行交易的成本，降低交易欺诈损失等，因此，扩大企业规模具有节省成本从而增进利润的优势。然而，这种理论的运用是有前提的。产业化经营的实践表明，要达到这种效果，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必须符合一定条件。
　　农业产业化组织分为内部一体化（或垂直一体化）和外部一体化（水平一体化）两种形式。前者指公司的原材料由内部供应，即基地或农户为公司的内部组织。在这种紧密模式下，公司与基地农民是内部结算关系，业务上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组织内部的基地或农民实现收入而致富，指的是这种模式的产物。后者指公司的原材料通过外协解决，由外部具有独立利益的农户提供，在这种松散模式下，企业与农户的利益是对立的，企业是生产者，追求降低成本，对提供原材料的农民尽可能压低价格。农民则尽可能抬高价格而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谁投资，谁受益”的现代资本制度的基本规则下，如果基地或农户有企业投资的成份，其利益就是企业的利益；反之，就通过“与民争利”降低成本。这两种方式，均符合企业“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律。
　　但在现实中，我们违背了这一规律，要求外部一体化的组织按内部一体化组织的模式经营。我国龙头企业或上市公司多数是外部一体化的松散组织。虽然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占了很大比重，但是企业的公益性目标实现主要通过上缴税收和提供就业等方式表现，而非向农民直接让渡经营利润。企业凭借自身的种种优势如信息优势、谈判优势，创造自己而不是农民的利益。近10年来，国家大规模试点的“订单农业”并非卓有成效，原指望可以降低农民交易成本的做法并没有获得成功，就与这种内在利益的冲突相关。外部一体化经营抵抗公益性目标的明显缺陷，使政策将注意力集中在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治理上，要“通过合同约束和股份合作制，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要求“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过程中，通过订立合同、入股和合作方式采购的原料或购进的货物占所需原料量或所销售货物量的70%以上。”与其说这是强调用合同约束和股份约束的制度力量，不如说是用行政的力量，要求企业利益在经营中向农民倾斜。这种误区所形成的结果是，政策一方面要求企业在向农民让利，另一方面对企业利润的让渡作出补贴。在企业利益的流失由国家补偿的诱导下，企业就会扩大外购或合作的比例并以各种形式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实现。进而，导致企业竞相追求补贴的深度，如要求更优惠的税收政策等，而国家则以更大的优惠政策作为诱饵。长此下去，上市公司主业进取的锐意逐渐钝化，市场竞争力逐渐削弱。
　　补贴收入对企业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作用不同。在起步阶段，需要的是资本金，政府的支持和投入从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可以看出其巨大的影响；在发展阶段，需要的是生产周转资金，政府优先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低息贷款补贴；在扩张阶段，上市公司的原始积累已经暂告一段落，从生产经营开始进入资本运作阶段，经营层次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资产收购和兼并活动中占有主动权，并有潜力成为行业的领头角色，有实力靠市场竞争壮大起来，而相反，上市公司摆脱不了越来越重的依赖。这是上市公司，也是政策的悲哀。曾经享誉全国的国家级龙头企业蓝田股份为我们提供了典型案例。
　　  四、农业产业化政策目标的修正
　　我们需要对10年来产业化经营政策的思路进行反思。的确，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它对改变农村经济现状的巨大影响，但是，它对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干扰，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认为，市场性和公益性政策目标应当分离，不同的产业化组织承担不同的目标，即，由外部一体化的产业化组织承担市场性目标，由内部一体化的产业组织承担公益性目标。  （一）要明确内部一体化专业协会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  在我国市场化过程中，分散的农户不可能完全整合到内在一体化产业组织中去，因为产业化组织的长期合约对具有独立利益的龙头企业来说，不仅要承担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而且与大量的农户签订长期合约意味着要支付较高的合约治理费用；而对农户来说，长期合约不仅意味着失去市场价格供求波动中获利的机会，而且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特点，长期合约还意味着违约损失的巨大风险。由于存在这种违约现象，外部一体化的“公司＋农户”模式适合企业化按竞争性目标运作，不同的利益主体自主选择合作关系；而满足公益性目标的运作，应以内部一体化“合作社（协会）＋农户”的模式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