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仍在读，它在慢慢展现更完整更浩瀚的中国，我想，这就是梁思成和《南渡北归》的意义吧。
篇10：《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x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L景不殊」，x人之深悲；「我河山」，宋人之。吾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g，收恢椭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E北。此其可o念者四也。
书的封面有个副标题（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吸引着我一本本的读下去，来探索验证这个答案。
此书共有三本，分别是南渡-北归-离别，越读到后面越沉重，它呈现了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在剧烈的历史变迁中的结局。处处引证、各处搜罗，相对真实地还原了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等等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大师们感伤的命运。
读第一本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中华民国初年学风极盛，海龟众多，大师辈出，办学恪守学术之自由独立之精神，学术研究蔚然成风，真可谓人才济济，但随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大师们只得叹声无奈地踏上那悲壮而浩大的南渡之旅。在西南联大那么艰苦的教学环境下，依然激情四射地给学生们讲课，连“跑警报”跑的都很浪漫，苦难让师生们变得更加坚韧，让中华文明的血脉得以延续，并相继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而对比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这么好的学习条件，生活衣食无忧，却少有大师们的成就，真是要感到惭愧啊！
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终于赢来了抗战的全面胜利，南渡之后的北归，本可以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内战爆发，大师们的命途依旧多厄，又需做出一次无奈地人生抉择，忍痛别离，自此天各一方，海峡两岸遥遥相望，命运从此不同。
最后一部离别，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百废待兴需重建，而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则需要迎接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人性的贪婪展现的是和战争一样的残暴，让我们在运动中送走一位位大师；而在台湾的傅斯年、梅贻崎、胡适等也纷纷驾鹤西去，相继离别。
大师们虽已远去，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是永存的，面对国难、国乱，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力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坚守信仰，无问东西。
篇11：《南渡北归》读后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篇12： 《南渡北归》读后感
今年暑假跟随叙事者共读了南岳老师写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后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一个月的时间，仅仅看完了第二部，感慨颇多，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从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多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大多选择回国，即使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为国家服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从民国知识分子那一代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这正是我们当前最缺乏的，当前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选择在国外，中国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大师们求学所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从容投身祖国怀抱，且在条件非常艰苦前提下，做出伟大功绩和壮举，将以八股论优劣的时代，翻开中华民族的新篇章。他们从海外归来，谱写历史，创造辉煌，这二三十年代产生我国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学，甚至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仍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光辉。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的几个大字，貌似决绝地渗出那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曾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当时光逝去，他们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贵的灵魂却却与年轮共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
篇13：南渡北归读后感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当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此刻，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仅是相形见绌，甚至能够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貌呢？陈丹青对197X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期望，以及对完美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可是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本事，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景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理解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向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日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