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猴场会议意义探究简短二
1934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猴场。此时李德等再三提出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危急关头于贵州境内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从12月31日下午开到次日凌晨并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该《决定》重申和坚持了黎平会议所制定关于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肯定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进军方向和毛泽东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猴场会议召开于黎平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是遵义会议的前夜，会议内容诠释了遵义会议精神内涵，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危急关头，博古、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仍不放弃原定计划“主张不过乌江，再次提出与贺龙部队会合”。周恩来只能采取开会的办法，以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问题，除此别无选择。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要保证“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不仅要开会，而且还要作出一个渡乌江后的行动决议。
1934年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展开讨论。李德在会场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不要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虽然会议期间发生了争论，但博古、李德的意见很快被否决了，最终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总之，猴场会议前决定采用“开会”这种民主的方式，会议期间又实行广泛的民主即以多数人赞成来解决问题，整个猴场会议过程都充分体现发扬民主，体现遵义会议精神。不仅如此，在《决定》中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博古、李德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作出的限制，从而使猴场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获得组织上的保证。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引发党内包括中央领导层对博古、李德领导的严重不满。行军途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并开始为纠正这个错误而努力。
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期间，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同毛泽东等人的主张相左并发生激烈争论。争论过程是自我反思和听取批评的过程，也是思想交锋、积极思想斗争的过程。对“左”倾政治路线所作的批判，在猴场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也有所体现。如“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不失时机的求得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要求。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后谈到“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思想斗争是猴场会议解决问题的一大特点，体现遵义会议精神，为党的建设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
中共中央召开猴场会议是为了解决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以便摆脱困境、寻找生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屡遭打击，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直到通道会议才有发言的权力。在召开猴场会议时，他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与其他领导人一道努力挽救局面，充分表现出顾全大局。王稼祥和张闻天经过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也逐渐认识到造成严重困境的原因所在，开始与毛泽东在政治局内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也表现出顾全大局。周恩来在猴场会议召开前所起顾全大局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面临反“围剿”战争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他对博古、李德领导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脱离“三人团”，并与毛泽东等人的认识趋向一致。此外，猴场会议期间只解决最紧要最突出的战略行军方向即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问题和加强对军委的集体领导，而没有急于解决“左”倾思想问题，这也是顾全大局的重要体现。
正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以及周恩来的思想转变，才使得猴场会议成功召开。这一过程体现中央领导人具有顾全大局的特点，并且对顾全大局有更深层次的认识。这方面的认识体现在《决定》“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于它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
在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境内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工作，期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突出问题并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当中央红军行军至猴场时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要解决紧迫的中央红军行军方向问题就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解决。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是生死考验，但没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少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反而有利于党结合当时实际作出正确的选择，不妨说是一个机遇。
正是基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人对“左”倾冒险主义有了清醒认识并对其错误有了深刻反思，才认识到在当前只有渡过乌江，依靠“坚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才能创造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独立自主在排除“左”倾领导人的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也有所表现，如聂荣臻说：“领导的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此外，行军战斗中注重发挥个人才能而不只是教条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也是独立自主的具体体现。“全军振奋，像拨开了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不满情绪和疑虑一扫而光，给全体指战员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巨大的鼓舞。”所以，猴场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一次尝试，为后来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左倾错误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体现。
基于对李德教条主义领导和指挥的错误与危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危急关头与之争论，奋起挽救危局，坚持“黎平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中央红军在严峻形势下对敌我双方情况有着比较合乎实际的判断，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才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命令红军立即渡江。在《决定》开篇提到渡江便进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红军“立刻准备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些决定是毛泽东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开创革命的大好局面，建立了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是实事求是的典范。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是猴场会议对形势分析及其随后强渡乌江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是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体现。（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责任编辑/彭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