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知道困在一个小地方可以做些什么,所以1996年夏天我到天津安顿下来(那时候我很喜欢北京，但是北京房价太丧心病狂了),靠给东北的朋友发些电脑散件以及后来零星翻译一些机械设备的英文技术文章维生,因为生性懒散不觉蹉跎至今。我要感谢那本莫名其妙的预言书"诸世纪",尽管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去年五一我看到那段著名的预言"1999年7月,恐怖的大王将从天而降……"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我认真地考虑自己可能即将结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结果发现只有减肥。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个痛苦的胖子,因为胖,我甚至不得不隐藏我性格里比较敏感忧郁的一面,因为胖子通常被大众潜意识里不由分说地认为应该嘻嘻哈哈,应该性情开朗,应该徐小平。他们对一个矫矫不群的胖子的性格能够容忍的上限是严肃,再出格一点就不行了，比如忧郁。虽然他们从来不能如此准确地说出这种想法,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忧郁的胖子,他们就会直觉哪里不对了,他们的这种直觉的本质是，"你是个胖子,你凭什么忧郁呢?你还想怎么样?你已经是个胖子了。"所以很难见到一个肥胖的并且影响广泛的诗人,因为公众不能接受,任凭他的诗歌惨绿无比。当然胖子的痛苦永远不值得同情(除非是因为病理或基因导致),因为他们胖通常是因为缺乏坚强的
意志(也许除了丘吉尔)。我就是个典型,我的肥胖完全是因为厌恶运动造成的,我有过十几次失败的减肥经历,我试过节食、锻炼、气功和几乎所有流行过的药物,包括在西方严禁非处方使用的芬弗拉明,我总怀疑我不如小时候开朗是因为误用芬弗拉明造成的,它减肥的药理竟然是通过使人情绪低落从而降低食欲,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研制用来减肥的,它本是用来使轻度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稳定情绪的药。我是中国落后的药检制度的严重受害者。
过了去年的五一节之后,我制定了严格的计划：每天只吃蔬菜、豆腐、全麦面包、鱼肉、橙汁、脱脂牛奶和善存,每天用一个小时跑10公里,也就是标准跑道的25圈。我不得不骄傲的是，我只用了58天就减掉了48斤体重,去掉休息的星期天,几乎是一天一斤。然后我心情平静地迎接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7月。这件事过后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毅力应该用来做什么,末日虽然没有来,但是新世纪来了,30岁也快来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坐立不安的事情。
后来我一度想移民加拿大，所以一边找资料看一边到天津大学夜间开办的口语学习班上课，一个班20多个人，一个外国教师(更多的时候是外国留学生)和我们天南地北地胡聊，除了政治。我一共上了四期这样的班，口语就差不多了，当然还是停留在比较普通的交流水平上，至少我看英文电影时还是需要看字幕，尽管在天津的四年间我看过大概600部英文电影。过了元旦，一个小朋友在和我吃饭的时候突然问我，为什么不去新东方教书,你应该很适合去新东方教书。我说我倒是喜欢讲课,但是一个民办教师有什么前途呢?他说如果年薪百万左右的工作不算前途那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得说我很吃惊。不管怎么样，我仔细地把我能找到的关于新东方的材料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尤其是看到杨继老师在网页上说"做一个自由而又敬业的人是我的梦想,新东方是实现它的好地方"的时候。在我尽管懒散无为却又是勤于思考的三十来年里，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很适合我并且我也有兴趣去做的工作。杨继还转述席勒的话"忠于你年轻时的梦想"。我没看过席勒的东西，光知道有两个能写字儿的席勒，不知道是哪一个说的这话，但是我宁愿把它当成是新东方的精神。
我听说教托福和教GRE薪水差不多，但是GRE的学习要苦得多。
我想了想还是选择了GRE，毕竟托福是专门给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考的，教书的满足感上逊色很多。
旧历新年的时候，因为不确定是不是需要大学文凭才行，我试着写了一封应聘信给俞老师，提到我只有高中文凭，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欢迎来面试，除了感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是说即便没有文凭不行我还是会来新东方做教师的，但是可能不得不伪造证件，作为一个比大多数人都更有原则、以知识分子自诩的人，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不搞这些虚假的东西，俞校长的开明使得我不必去做大违我的本性和原则的事情，得以保持了人格的完整，这是我时常感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