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贷款，消费品价格就会上涨，中央政府对此还是很警惕的。目前看来，政府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
美国和中国执行的都是很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该主义认为当大家对投资都很有信心，都进行投资的时候，经济就进入了繁荣期，但突然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对投资丧失信心，不愿投资了，这时，萧条就来了。可见，凯恩斯把危机归结为心理因素，但心理因素是什么导致的，凯恩斯没有解释。心理因素也是受很多因素制约的，不是一个人想有信心就有信心了。那么，信心靠什么维持？当银行放出大量合法伪钞时，企业家即使做了错误的投资决策也能得到回报，这就是他们信心的来源。如果没有这些合法伪钞，真实的资源是不会为这些投资错误的企业家提供信心的。2008年危机之后，小布什曾说“华尔街喝醉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彼得希夫也说，没错，华尔街是喝醉了，不仅华尔街醉了，整个美国都醉了。但是他又问道，是谁提供的酒？他其实暗指美联储提供的大量钞票是大家喝醉的原因。凯恩斯不这样看，他认为只要大家想醉，没有酒也可以醉。我认为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凯恩斯应对危机的措施有二：一，降低利率；二，扩大投资。他认为，降低利率让企业家的投资有利可图。尽管投资前景不好，但如果利率足够低，企业家还是会觉得有利可图。但是刚才李子旸也说了，央行降低利率会催生很多错误的迂回生产结构。而危机发生之后，再主张降低利率，其结果不仅是使错误的迂回生产结构得以维持，还会带来新的错误的生产结构。凯恩斯之所以主张政府财政扩张，是由于他认为社会上有很多闲置的资源。但他没有正确理解闲置资源的意义，这些所谓的闲置资源，是在等待萧条过后被分配到正确的投资项目上，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旦采用凯恩斯的政策，把这些资源投于错误的生产结构，比如铁公鸡项目，这些资源就再也没有机会到正确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了。这是凯恩斯对闲置资源的错误理解，此外，他对消费和储蓄也有误解。凯恩斯认为，如果大家都不消费，企业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乍一看确实如此，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但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来看，如果大家减少消费，企业家就能改变生产方向，生产更多的资本品。大家可以不用过多交换消费品，而是多交易资本品，提高生产效率，这样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也更多，可供交换的消费品也更多，整个人类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资本品越多的地方，消费能力越强，这已经得到了验证。凯恩斯只看到消费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没有看到减少消费、降低投资成本一样可以促进投资，而且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所以，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里就说，凯恩斯主义者不能同时思考两个方面以上的问题。这句话带有攻击性，但现实中，凯恩斯主义似乎确实表现出了这种倾向。
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反对消费，消费是不能被反对的。我们不仅不反对消费，还赞同消费。但我们赞同的是降低消费成本的措施，比如取消垄断、进口关税等。这样，老百姓可以消费得更多，同时由于成本降低，大家还能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我们反对的是刺激老百姓增加消费成本，比如，原来大家的消费比例是50%，非要把比例刺激到70%，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之前的错误投资。不幸的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媒体及公众中，刺激消费的观念还是挺深入人心的。经济学家迟福林最近写了一本书，提出建立消费型社会，很多人也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其实，增加消费是不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的，减少消
费、多积累资本才是正确的选择。
天量信贷也好，政府投资也好，这些措施使危机看起来好像过去了，但其实只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是浪费社会积累下来的资本品，二是通过刺激消费来减少当下和未来的储蓄。这和1958年有些相似，“大跃进”一方面烧掉了很多树，另一方面建立了公共食堂，大量消耗储存的粮食和牛羊。全国上下看起来工业很繁荣，到处都是炼钢炉，消费也很繁荣，大家不用干活就能吃得很好。但是，1958年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几千万人被饿死。我认为，现在执行的政策和当时的比起来，只有程度上的区别，没有当时那么可怕，但本质都是浪费。我们现在经济情况好了，所以经得起这样的浪费，但巨大的浪费使我们认为，经济危机不但没有过去，还有更大的灾难在前面等着。1929年亦如此，对胡佛总统出手干预经济，媒体也是一片欢呼，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可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危机。现在的世界是凯恩斯的天下，政府执行的大多也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过奥地利学派也有复兴的趋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荣保罗曾参选过美国总统，2012年，他可能还会参选总统。目前保守派里有30%的人支持他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他的支持率比第二位要高9个百分点。另外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彼得希夫，也是张维迎老师比较推崇的一位经济学家，准确地预见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他现在参选美国的参议员。以前，奥地利学派比较封闭，都是内部交流，但这两个人把奥地利学派更多地推向了公众，改变了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形象。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随奥地利学派。但在中国，奥地利学派还处在边缘，很多人不仅不了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铅笔学社很推崇奥地利学派，我们的理由是该学派的市场化最彻底。芝加哥学派也比较市场化，但危机期间，它就认为政府可以干预。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危机本来就是政府造成的，危机期间，政府越干预越糟糕。此外，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形势的解释和预测都非常准确，让我们很信服。但是，我们的力量还非常弱小，铅笔学社只是业余经济学爱好者的组织，希望各位老师今后能给予我们更多的批评和支持。
秋风：
感谢李子旸和邓新华对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做了系统、清晰的介绍。有几个地方我想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子旸开始讲到，通货膨胀的第一个特征是普遍性，对这个特征，我有一些怀疑。这一点，也恰恰是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和一般通货膨胀理论的区别所在。因为，奥地利学派非常强调价格结构的变化，而不是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即使没有价格的普遍上升，也可以判断某个时段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是非
常关键的一点，而通货膨胀的普遍性特征却取消了这一点。从相对价格结构变化的角度看，我们的判断常常会和主流的判断相反。比如，我认为一旦基础消费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就进入晚期了，但主流经济学往往认为这是通胀的开端。
刚才的报告里提到了生产的迂回问题，但是没有讲到生产结构和过程的概念，哈耶克对此有很多论述，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商业周期理论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后面你讲的内容传达了这样的意思，但可能还要更注意这些概念的涵义以及它们在奥地利学派理论体系里的位置。用这样的观点去分析现实，我们可能会更接近真相。
货币注入经济体后如何向周围扩散这个问题很重要，其过程值得关注，也应该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所以，我想铅笔学社以后可以做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另外，刚才提到的“错误生产”一词，在奥地利学派圈子里，通常称为“错误投资”。奥地利学派非常重视货币在经济体中的作用，通货膨胀的机理可能是货币配置和实际资源配置之间产生了错位，这个问题也需要仔细研究。另外，“自然利率”这个重要概念在刚才的讲座中似乎没有提到。大家虽然对“自然利率”有争议，但通常都认为其是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概念。
邓新华评论中国上一轮通胀时，说中央银行被动发行货币。但我认为，这同样是主动选择，低汇率是中央银行自主决定的政策，其出发点就是制造通货膨胀。关于通货膨胀的后果。我觉得，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产生可取的结果。回到生产结构上，通货膨胀型的繁荣通常会拉长生产结构，提高迂回的程度，经验中的结果通常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和繁荣，这常常是由通货膨胀推动的。这也合乎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因为只有货币廉价的时候，人们才愿意投资于遥远的未来。比如，互联网泡沫是通货膨胀的产物，但它也确实带来了互联网革命。
赵农：
高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消化掉一部分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可能预期十年之内技术会有突破性的进展，他就敢发那么多钞票，因为他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所以我认为，如果这次也有技术突破，那么金融危机可能并不会爆发。
秋风：
我不认为格林斯潘有这么聪明。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危害在于逆向再分配，即劫贫济富。美国过去十几年来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其重要原因甚至根本原因就是通货膨胀。中国也一样，当然还有制度的原因，但宏观因素就是通货膨胀了。
我最近在重读《盐铁论》，我认为汉初似乎出现了多元的竞争性货币制度，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这个实验在人类历史上可能仅此一次。有趣的是，盐铁会议上，儒家坚定地支持多元的竞争性货币制度。儒家思想触及了中央银行制度的根本弊端，其基本看法是，官不能与民争利。它认为，政府发行货币就是为了与民争利，为了进行财富的转移。而民间发行货币，利益是留在民间的，有利于财富的平均分配。这种思想值得深度挖掘。
郑超愚：
我认为，奥地利学派介于异端和主流之间，并没有那么边缘。在中国，凯恩斯并没有太大影响，反而奥地利学派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更大。哈耶克、米瑟斯的思想在推进改革等问题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不管怎么反对，都不能否定中国的政治、经济要走向民主，不能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上奥地利学派思想不受重视与该学派的取向有关，奥地利学派排除现代经济学，不用经验实证，排斥数学，排斥形式化的表示。2006年是凯恩斯逝世60周年，《通论》发表70周年，当时，大家对凯恩斯主义的评价其实并不高，经济萧条后，大家又把凯恩斯搬了出来。另外，除非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危机特别严重时，否则，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宣传大政府的，大家通常还是避免政府干预的。至于宏观理论分析，比如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的理论探讨，那这两个学派的地位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总之，整体来说，奥地利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按照清算主义的态度，既然危机是错误投资造成的，那么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自我清算。从历史上看，很难评价一种政策的好坏。没有凯恩斯的时候，资本主义也能走出危机；但是反过来说，没有凯恩斯的时候，危机的影响比较大。比如，理论界就有争论：是世界大战把人们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还是大危机造成了世界大战？
危机时期，是靠低利率和通货膨胀来强制储蓄的，物质资源并没有真正增加。所以，奥地利学派的清算是走不通的，当时提出的法西斯就是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奥地利学派在这方面应该积极评价凯恩斯主义，因为没有凯恩斯主义，民主就得不到保证。如果没有凯恩斯革命，西方面对的就只有三条路：法西斯、社会主义革命和传统经济增长。凯恩斯革命在政策上比较激进，又是财政赤字，又是
政府干预，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相对保守的，只是对宏观经济修修补补，并不改变根本制度。
八十年代，不管格林斯潘的政策对错与否，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越来越小了，通货膨胀也越来越小。当时发明了一个词组叫great moderation，即“大缓和”。大缓和的时代。只要通货膨胀低，实际利率就高不起来。21世纪初，利率高的时候正好是房价高涨的时候，这说明货币政策应对投机没有什么办法。加上当时又赶上互联网泡沫破灭，经济面临萧条的危险。如果把利率提高到4.25%，而不是5.25%，难道房价还会压不下去吗？但这样对生产成本和就业的影响恐怕谁都承受不了。所以，我们很难说当时是防衰退更重要还是抑制资本品价格更重要。关于通货膨胀，奥地利学派虽然不同意芝加哥学派，还是回到了芝加哥学派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的理论。本次次贷危机发生之前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危机的爆发就动摇了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唯一目标的做法。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美国还讲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而我们则觉得没有通货膨胀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实际看来并非如此。现在反思，当时通货膨胀很高，为什么一定要追求2%呢？如果追求4%，利率会降得更厉害，而定在2%，利率就降不下来。2%和4%的通货膨胀时，价格都是稳定的，但4%的通货膨胀下社会成本可能更高一些。为了防止大萧条，我们的保险可以尝试把利率定在4%。这样，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把利率定得高一些，避免像日本一样，萧条到来时利率一下降为零，导致货币政策失效。
最后我想说的是，意识形态干扰宏观经济。但市场机制本身可能就会带来经济危机，市场调控得越好，大家的风险意识越差，并不是市场调控得好，经济就会一直顺利运转。个人可能有理性，但集体行为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理性。中国要搞市场经济，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论的时候，人们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好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也都觉得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得多。现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地位已经不受质疑了。普通民众、企业家和政府更应该意识到，自由市场经济是有风险的，不稳定、风险、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都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不是换一个高明的领导就能解决的。
郭冠清：
刚才各位老师讲得都很好，我再补充一点。我认为，格林斯潘的政策不仅仅是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其在宏观上对应凯恩斯主义，而在微观上，对应的是经济自由主义。没有经济自由主义，阻止人为制造泡沫，可能危机也不会发生。
我个人认为奥地利学派是个很好的学派，但今天似乎没有把奥地利学派本身的东西揭示出来。比如，米瑟斯、哈耶克准确预见了1929的经济危机，提这件事并不是为了说罗斯福新政，那是1942年的事情。另外，奥地利学派后来内部逐渐出现分歧，罗斯巴德那一派和米瑟斯的理论联系比较紧密，另一派和哈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