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历宋、元、明诸朝，这是地方志发展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地方志的数量急剧增加，体例逐渐达到完备，统治者也充分认识到了地方志对于加强自己统治的重要意义，每每敦促修纂方志，例如宋代《祥符州县图经》的修纂，《元丰九域志》的修纂，元世祖时《大元一统志》的修纂，明永乐年间《大明一统志》的修纂等等。这都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地方志作用的认识的加深。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乐史在奏表中自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图籍极权，莫先于此。”《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乐史)进书序议贾耽、李吉甫为漏阙，故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先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书而大变”。所以，《太平寰宇记》是地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地方志内容范围的基本确定和体例的趋于完备。
这个时期，也是书目编撰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四部分类体系被确立为正统的类分图书的方法。史志书目，无一不是沿用四部，即使是私编书目，除个别例外，也大多没有突破四部体系，而在这个别例外中，把地方志单立一类而不隶于史的，又是个别中的个别。
《隋书·经籍志》以后出现的官私书目，官目诸如唐代毋煚《古今书录》(《唐书·经籍志》与此同)，宋代宋祁《新唐书·艺文志》，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元代托克托《宋史·艺文志》，清初张廷玉、王鸿绪《明史·艺文志》，(依据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修成)，私家书目诸如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
籍考》等等，无不遵守四部体系，而地理类的书籍也都隶于史部。《隋志》以后，四部体系是书目分类之正统，而地方志入地理类，地理类隶于史部，这又是地方志归属之正统。这个时期，突破四部分类体系而又达到一定水平的，当首推郑樵《通志·艺文略》。
《通志·艺文略》收古今书目著录的书籍为一篇，全略分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五小类二百八十四子目。其十二大类是：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类。史类下分十三小类，这十三个小类较《隋志》并没有什么创新，不过郑樵在第十小类地理下复分出十个子目：地理、都城、宫苑、郡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共收书四百五十部五千一百四十卷。把地理类书籍细分到这样的程度，以前还没有人做过，这不能不说是郑樵的一大开创。郑樵对地理类的细分，并不严格，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见得那么合理，地方志内容上的综合性、广泛性，使它往往不能归入到一个合适的子目中。按照郑樵的子目设置，有些书实际可以同时归入到许多个子目中，例如郑樵把许善心的《方物志》、《隋诸郡土俗物产》归入子目地理，而实际这些书也可以归入子目方物。图经和图志本无太大区别，而郑樵把图经单列、子目，而把《隋诸州图经集》归入此，实实此书归入子目地理(郑樵把今天叫做一统志的那些书归入此)也末尝不可，但郑樵毕竟是开了地理类细分子目的先河，并且对后世书自地理类的细分产生了影响。
明代是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繁盛时期，目录书大量出现，尤其是私家目录。以明英宗时，杨士奇等人编的《文渊阁书目》为开端，出现了一些不守四部成规的书目。只是这些书目，往往任意新创部类，虽也有一些较为合理的创立，但也造成了许多弊端。其中较重要的几部：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全目分三十九类，其中包括“古今志”、“旧志”、“新志”三类，皆为一级类目。
明武宗正德三年陆深《江东藏书目》，分十四大类，第十类“诸志”，收山经、地志一类的书籍，与经、理性、史、古书，诸子、文集、诗集、类书、杂史、韵书、小学、医药、杂流、制书诸类并列，同为一级类目。
嘉靖三十年孙楼《博雅堂藏书目录》，分十七类，类十“志书”把方志别为一类，亦与经、史、子、集等类并列。
沈节甫《阮易楼藏书目录》，分十二类，类八“志”，与经、史、子、集、别诸类并列。
万历三十三年，孙能传、张萱、秦焜等人，将文渊阁所藏书籍编为《内阁书目》，其类目设置，参考了上述诸家目录，分成十八部：圣制、典制、经、史、子、集、总集、类书、金石、图经、乐集、字学、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乘、杂部。官修书目采用性样的分类体系，实属历代所仅见。在上列诸书中，有些类目的分合实属不当，如总集之别出于集部，圣制、典制、史、奏疏之分别。然志乘、图经别出吏部而单独立类，这较以往是一个进步。也是地方志自身发展完善的一个标志，地方志终于以自己独特的体制、内容及作用而立于百科之林。
清朝是地方志发展的最高峰。地方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编写质量上都远选超过了以前历代，在现存的一万种左右的地方志中，有近80％修于清代。编修方志的兴旺发达，也促进了修志理论的研究，在方志纂修理论上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章学诚。而清朝的书目实践和目录学理论的研究，也同样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在清代，出现了一部集历代书目编纂之大成的著作，即以纪昀为总纂修官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自》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经修改补充，于乾隆五十八年由武英殿刊版印行。《总目》是采用了正统的四部分类体系，全书分四部四十四类。其中史部分十五类，类十一地理，地理之下复分十个子自，其小序云：“??今惟程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辩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州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这十个子目的设立，对总目编者来说，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实际上，居十子目之首的宫殿疏并没有单列一类的必要，它仅收有两部书：《三辅黄图》和《禁扁》，加上存目也才不过五部十四卷。该目的设置只是出于编者对帝王和对传统分类法的意重而已。宫殿疏后案云：“《太平御览》所引，有汉宫殿疏，刘知几史通所引，有晋宫阙名，皆自为记载，不与地志相杂，今别立子目，冠于地理类之首。”这可见《总目》的墨守成规了。其它不合理之处也还很多，如把杂记、外记、游记分设三目，它们的界限就不够明了，《总目》把《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异域录》等记述外国风土人情的书入于“外记”，而这些书就不见得不能入于游记。另如《山海经》入子部小说而不入地理，也并非完全在理。我们今天称作“专志”的那些书，如书院志、寺院志之类，《总目》多将其入于“古蹟”，这些书院、寺院虽属古蹟，然把此类书籍入于子目古蹟似为不当。然而，《总目》终不愧是我国书目之集大成著作，地理类子目的设置，虽与郑樵《通志艺文略》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渊源关系：如“总志”之于“地理”，“宫殿疏”之于“都城宫苑”，“都会郡县”之于“郡邑”，“图经”、“山川”之于 “川溪”、“名山洞府”，“外纪”之于“蛮夷”等，然而《总目》是大大超过了《郑略》的。《总目》的
子目体系，基本上做到了类目名称明确，使各子目的收书范围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界限，使多数地方志书都有类可归，而且比较恰当。《总目》地理类的子目体系，对后来以至近现代书目地理类的细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1]这里用“地志图书”这个词似乎更精确一些，因为当时的地方志实是一些地志、图经之类，与今天一般所理解的“地方志”的概念还有较大区别。
[2]关于《国朝》的详细内容，因此书早佚，今已不可知，沈钦韩《汉书疏证》引隋志：“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故言：“《国朝》者，疑此是也”。
[3]这几部目录的分类，并不都是严格的四分，《隋志》便在四部之外，另附佛、道。
[4]当时的地志图书，多以图为主，文字只用以说明地图，故这种书有可能归入“图谱志”。
[5]在《隋志》中，佛道未入子部而列为附录，这固然是其不足之处，然并不影响其四部分类体系的完整。
[6]原书序中说有四部五十五篇，实际是四十篇。
转自《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