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汉以来只注重经国治世而转向人格的内省与表现。诸如神笔、神情、神隽（juǎn）、神貌、神明、风姿、风神、风韵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个性气质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乃至遗形写神等美学要求和创作方法，已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阮籍、陶渊明的诗歌，《世说新语》对人物画龙点睛式的传神之笔，东晋绘画实践与绘画理论的突破，无不表明古代文学艺术的美学追求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谈由玄学而来。所谓“清谈”，即不务实际（社会、时代、时务）的谈玄论道。玄学家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旷达、清高、风度，是一种崇尚虚无，空谈玄理的风气。这种风气的产生，一是因为哲学的思辨而来，二是为了逃避杀身之祸。这种“清谈”对后世确实产生过一些消极作用，即所谓“实干兴邦，清谈误国”。但在当时，魏晋士人谈玄论道，其语言的机智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还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佛学从东汉传入中国，当时尚无多大影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才发展起来。佛经的翻译、洞窟的开凿达到极盛的情况。这对此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佛经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为魏晋南北朝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气氛和土壤。当时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许多文人或与佛教徒交往，或笃信佛教。佛学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容。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人的喜爱。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尚。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佛教的盛行，带来了它所特有的艺术。佛经中包含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这对叙事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如敦煌壁画中“割肉贸鸽”的佛经故事：
一只小鸽被老鹰追得走投无路，逃到尸毗王（佛的前身）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你不要吃这个鸽子。”鹰说：“我不吃它我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尸毗王于是用一杆秤，一端是鸽子，另一端是从自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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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割下的肉，企图用自己的血肉换取小鸽子的生命。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了，仍没小鸽子重；当他用尽全部气力把整个自己放在秤盘上，即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抵偿，结果这时大地震动，鹰和鸽子都不见了。原来这是神来试探他的。
这种佛经故事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现实社会充满着悲伤、痛苦、恐怖、牺牲，人们只能从佛教的轮回观念中去找答案。把一切美好的向往，无数悲伤的叹息，都寄托到佛教中去，努力忘却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悲伤和痛苦。佛教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二）故事性的加强；（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四）词汇的扩大；（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起源于原始图腾宗教崇拜。经先秦两汉的神仙方术学的培育而形成。它推崇老子和庄子，但是把他们当成神仙，这和玄学在性质上不同。道教的教义和佛教完全不同，它不否定现实生活，相反要以各种方术帮助享乐，即能给与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因此信奉者颇多。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许多游仙诗，跟道教的影响有关。
总之，这个时期无论在思想上、文化上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的多样化，有力的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学主题，即生死主题、求仙主题、隐逸主题。而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文学的酝酿新变就是自然的了。表现在：（一）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二）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人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三）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从文体发展来看，五言诗得到发展并达到强盛；七言诗确立；骈文兴起；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出现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文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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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文学的自觉”是本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贯串整个魏晋南北朝，大约经过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高到“大业”、“盛事”的高度来看待。这个情况与汉代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文学，他的身边确实也聚集了一批文学家，但只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而他的喜欢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作用。所以说，汉代文学还未走向自觉，还未取得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与地位。
对文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些学者文人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品评。如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钟嵘的《诗品》等。
文学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一些文学批评家著书立说，专门对文学就行品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主要的贡献：（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对各种体裁的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文学思潮，就是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而且将这些类又归纳为两大类：文与笔。《文心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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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里所说的“文”，主要指诗赋等注重文采、抒情体物的文体；“笔”，主要指论说、表章等实用的文体。虽然这样的分法只是从有韵无韵上考虑，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性质。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而梁元帝萧绎的《今楼子·立言》，对文笔的划分更准确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这里，他认识到“文”的特点有三：美的辞采、美的声调音律、能够打动人的心灵。他是从审美特征来认识文学的，比较直接的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已经跟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识几乎一致了。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不但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追求美的创造。表现在：
一是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梁代宫廷里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美的；边塞诗也始于南北朝。
二是文学形式的更新演化，也反映了一种对美的追求。拿诗歌来说，古体五言诗在汉代已经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在内容、手法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七言诗在汉代产生，但数量极少，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南朝的鲍照又创立了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歌行；齐“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最美的诗歌样式——格律诗即将出现。
三是追求修辞的华美。这与文学观的发展是一致的。曹植的诗歌开始讲究词采华美和对仗工整，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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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诗人、南朝诗人大多着意于此，成为一种时尚。
第四，注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文学与哲学结合这一特点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比较明显，但严格讲，先秦诸子散文不是文学作品。而哲理诗在先秦两汉时较少见。到了汉末，从古诗十九首起，诗歌中已经有了哲理化的因素。到了魏晋时期，文学与哲理的结合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玄学有关，另方面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关。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个人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本时期的哲理诗，以阮籍、陶渊明的成就最高。这一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的、就事论事的反映现实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厚重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的各方面都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期的文学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提供了多样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作业】 1、课外阅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课外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教学设想】本章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点之一。主要讲授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重点是“三曹”和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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