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2007 级 本科 班
毕 业 论 文
论文题目论30多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学员姓名 路瑶 专业 工商管理 学号 361001072500163 指导导师 袁金辉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中央国家机关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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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提 要
自从我国与日本帮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在双方交往中的地位日益加重。而日本的对华贸易政策与两国间的经济贸易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经济贸易的具体情况直接决定了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性的原则具有调整和改变经济贸易情况的作用。因而当我们研究日本的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时离不开研究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情况。在本篇论文的写作中，我们力图找出中日经济贸易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相互关系，并用明确的数据与政策的相应关系，来印证其中蕴含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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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30多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政
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顾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总体来说，日本采取的是积极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增，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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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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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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