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客观存在的“至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真是开创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先河。
第五卷概要：本卷主要谈论了共妻共子的制度以及哲学王统治理想城邦的问题。 苏格拉底阐述的核心思想是，理想国中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妇女是不是可以在城邦中承担和男人一样的责任？苏格拉底先从教育讲起，如果要求妇女也向男人一样的工作，那么妇女也应该接受像男人一样的训练，比如在健身房中赤身裸体地锻炼，当然这似乎在当时很难被接受。男人和女人在天然上有很大的差别，可是却要求他们有共同的职业，似乎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苏格拉底纠正了这个误区，苏格拉底认为所谓很大的差别，其实只是生理上的一些不同，并不影响妇女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职业，她们适合从事哪种职业，最主要还是看个人的禀赋不同。当然在这里，苏格拉底也仍然坚持她一贯的观点——妇女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弱于男子的。接着苏格拉底又抛出了一个更加惊世骇俗的观点：女人归男人公有，儿童也是，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共产共妻”之类的东西，对于这个观点，不论是从可行性还是从合理性这两个角度都应该要进行辩论。苏格拉底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证明这个观点。主张良种生育，主张计划生育，而且这个过程还应该是利用一些规则（阴谋）来进行。如果妻子子女都可以共同拥有的话，社会会更加一致，而不存在私有观念，从而增益国家的管理效能。 在这样一个共妻共子女的国家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不分彼此，在这样一个城邦历，没有纷争，没有诉讼，没有私有观念。这就是对正义者的最大回报。
苏格拉底主张妇女甚至儿童都应该参加战斗，在战争中惩罚逃兵，抛弃那些被俘虏的同袍，战争中军功多的人可以与更多的异性交配——似乎这和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有点相似。 这时格劳孔不耐烦了，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个理想国如何如何好，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个理想国。苏格拉底认为“真理总是做到的比说到的要少。”这与柏拉图一贯的“理念论”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尽可能使之符合正义，而不要奢望与正义的理念别无二致。有什么办法能够使现有的城邦变成理想的城邦
呢？——苏格拉底终于抛出了它著名的“哲人王”理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 苏格拉底是这样证明他的这个著名观点的：一个人爱好一件东西，是爱他的全部而不是部分，哲学家爱好的是智慧的全部而非部分。当然，是真正的哲学家。 在第五卷的最后一个部分中，柏拉图详细阐释了真理和意见的区别。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无”、表面现象的“有”和实质意义上的“有”。它们分别对应着“无知”、“意见”和“知识”。对这三者的爱好，将人分为愚蠢的人、普通的人和哲学家。 这个部分可以看做是柏拉图对他的“理念论”的再次贩卖。
第六卷概要：本卷主要谈论理想的城邦的统治者——哲学家，要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必须使他们掌握最真正的知识——善的理念。
苏格拉底核心观点是，哲学家在世界上占少数，他们“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然而，存在这种现象：学哲学入迷的人最后不是成为了怪人，就是成为了对城邦无用的人。对此苏格拉底用了一个譬喻来说明：将国家比作是一艘船，作为统治者的船长应该是精通航海术的人，可是他们却往往被窃据高位的篡权水手称为怪人或者无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往往会被视为异端。哲学家不会汲汲于名利，他之所以能处于高位，应该是有城邦公民去求贤，而不应该是他本人去邀名求利。真正的哲学家不满足于现象和意见，终生追求本质和真理，可是哲学家也非常容易堕落。哲学家天赋败坏的原因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因为那些勇敢、节制、美观、富裕、身体强壮、家世等等这些看上去耀眼的因素。外部环境的喧扰，当权阶层的野心，国家机器的强制——会使一个人成为“社会”需要他成为的人，而不是他应该成为的人。
苏格拉底下一个讨论的话题是“一个受哲学家主宰的城邦怎样可以不腐败？”苏格拉底认为终生研习哲学有益于现世甚至来生的幸福，苏格拉底对大众表示了适度的悲观：“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话成为现世，他们看到过的是一种认为的、生硬的堆砌词语的哲学。”哲学家治理城邦的程序是先将城邦和人“擦干净”，然后“制定
政治制度草图”，进而建立起美好的城邦。这种哲学家也许很难避免腐败，但是总会有成功的。所以说：“我们的计划如能实现，那是最善的；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的下一个讨论议题是：城邦的救星——哲学家，是如何通过学习和训练产生？ 哲学家所要接受的教育，在要求上要高于城邦护卫者的水准，不仅仅只停留在正义、节制、勇敢和智慧，更要上升到善的理念。当然在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善，有些人认为善是快乐，有些人认为善是知识，关于善的定义，都显得十分混乱。所以要对哲学家进行教育和训练，一定要厘清善的定义。
第七卷概要：本卷苏格拉底提出一个“洞穴理论”，用这个例子说明哲学王的生活道路。
苏格拉底在这里用洞穴比喻可见世界，洞穴外的景象比喻可知世界。二者一切的来源则是“光”——“善的理念”。一旦有人可以到达可知世界，把握善的理念，那么，当他再回到可见世界，他就能够洞明世事，更能够将事务处理得得心应手。所以只有解开这些人灵魂上的束缚，让他们到达更高境界，他们才能更好地为城邦服务。当然一旦到了上层，有些人会沉湎于更高的理性和知识，不愿意下来拯救下层世界的其他人。这类人也不能承担城邦统治者的重任，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整体的幸福”，而不是“某个阶级特殊的幸福”。那些勇于负责的哲学家能够成为城邦的统治者，而且必须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因为城邦对他们寄予重托，给了他们最好的教育。这种统治者，因为已经把握了真正的善的理念，所以摆脱了世俗名利的桎梏，并不热爱权力，又因为他们不热爱权力，恰恰使他们成为最理想的统治者——他们不会用权力谋私利。
苏格拉底接着讨论如何将这种人才带到洞穴上面的光明世界——其实也还是对统治者进行教育的问题。这种人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斗士，可是不能仅对他们进行音乐、体操和手艺的训练，因为这些都是不能引导人们进入可知世界的。所以苏格拉底可是寻找一些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包括五门学问：算术、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
天文学、和音学。当然这些学问都是一些“序言”，最后引出的正文是辩证法。苏格拉底作为的辩证法是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解开人的灵魂桎梏，从洞穴上升到阳光下的过程。辩证法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论证每一事物的真实存在。在柏拉图的体系中，辩证法是知识的顶端。对于那些基础知识，应该乘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让他们学习，而且应该是让他们主动地学习，而不是被迫地。
第八卷概要：本卷主要对四种有缺陷的政体逐一加以评述。
进入第八卷，苏格拉底拾起了之前被岔开的话题。国家政制问题。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国家政制一共有五类，贵族政制（理想国）、荣誉政制（斯巴达和克里特）、寡头政制、民主政制以及僭主政制。政治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动是因为领导阶层的不统一造成的。为什么政治制度会一步步向下运动？苏格拉底用一种神秘几何数的关系来解释历史周期。神秘几何数会影响优生学。而统治者的继任者素质如果越来越低，城邦也会随着走下坡路。贵族政制的统治者由于内部素质的降低，出现不统一、不和谐，导致好大喜功、爱好战争的人占据统治者地位，贵族政制就向荣誉政制转变。爱好荣誉，在自制力越来越弱的城邦风气中，很容易就会接着转变为爱好财富，这样，这个城邦的政治体制就由荣誉政制进一步转向寡头政治了。寡头政制的特点或者说缺点就是城邦统治者的选举，有着一个财产最低准入机制。在这样的城邦中，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产生了城市无产者，于是出现了乞丐、小偷、盗贼等等人。在这样的城邦中，人们最显著的两个特征，一是崇拜金钱，二是节俭吝啬。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就会使寡头政制进一步滑向民主政制。在贪欲的驱动下，统治者变得越来越无耻而怯懦，而贫民最终只有走向一条唯一的出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后，在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制中，每个公民被赋予充分的自由，从而导致每个人各行其是。这种体制表面看起来不错，可是，“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向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
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苏格拉底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建立在“人是不平等的”这一基石上，所以民主体制在他的理论中，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寡头制政体下的统治者过于节俭吝啬，导致他们的继任者矫枉过当，倒向彻底的纵欲。这些人的心灵空无所有，没有理想，没有学问，没有事业心，“他自以为他的生活方式是快乐的，自由的，幸福的，并且要把它坚持到底。” 最后一种需要讨论的政制是僭主政制。“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到了最后，“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极端的自由，很快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极端的奴役。穷人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产生了自己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慢慢发展成为僭主，走向独裁。这时候的人民会发现当初他们本希望争取更多的自由，结果“却不意落入了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了。”
第九卷概要：本卷主要谈论了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究竟谁最幸福的问题。 在苏格拉底看来，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必要的快乐和欲望。这些欲望，在睡眠时，它们就得到强化。可怕的强烈的非法的欲望事实上在每个人的心中，甚至在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心中都有，它往往是在睡梦中显现出来的。民主人物一般都还知道节制自己心中的欲望，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则彻底地放纵自己的欲望，从而沦为僭主——铺张浪费、纵情酒色、放荡不羁。这些僭主会象虐待父母一样虐待自己的祖国，他们媚上欺下，永远体会不到自由和真正友谊的滋味。经过讨论，苏格拉底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一个城邦比僭主统治的城邦是更不幸的，也没有一个城邦比王者统治的城邦是更幸福的。”又因为城邦和个人性格之间都是相似的。”所以，哲学王最幸福，僭主最不幸——他们终生生活在恐惧之中。
苏格拉底接下来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证明“僭主最不幸福，哲人王最幸福”这一理论。城邦分为三个等级，人的心灵也分为三个部分，“爱智”、“爱胜”以及“爱利”。相应的人分为三类：哲学家、爱胜者以及爱利者。这三种人中只有哲学家能够获得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