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清华-秦晖）
（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真人”、“至人”也 ---庄子） （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 道家矛盾化解为虚无的表现：庄生梦蝶，蝶梦庄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难得糊涂，
玩世不恭
? 后世就认为道家的思想是法家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撑，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反正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差不多）
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 ----王夫之
（专制在开始的时候需要狂热，但到了坐天下的时候就需要冷漠、难得糊涂） 儒家“从道不从君”，容易跟统治者产生对抗 ?
秦晖教授认为：毛泽东是“毛表法里”，周恩来则是道家的追随者，毛周之关系类似于法道互补
汉儒
?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韩非子 忠孝》 ?
（汉儒时讲的三纲来自于法家思想）
汉景帝时，儒生辕固生跟黄老代表黄生进行辩论，黄生认为汤武之类的是乱臣贼子，而辕固生则认为汤武伐夏桀是应天命，顺民意，并用刘邦反秦为例子来反击。最后讨论只能不了了之
（为什么当时崇尚黄老？因为黄老是坚决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 ?
儒学以小共同体为本位：共同体越小，越不依赖于制度安排，仅仅由于感情、伦理、善意就可达成权责对等（随着共同体越来越大，父父子子比较容易做到，但君臣就很难做到）
共同体小的春秋战国时代，君臣之间是有人际关系的，士可以为知己者死，但到了秦汉这样的大共同体，皇帝与臣下很少私下的人际交往，这样靠感情等纽带就无法联系起君臣了，儒家的解决之道就是：在家靠亲情，在国靠“革命”。但这种做法到秦之后统治者是无法容忍的，到了汉朝就必须对儒学进行改造 儒有一部分（荀学）主张法后王（只追随现在的皇帝），这跟法家思想很接近，所以其实秦坑儒的话坑的主要是孟子一系的儒，而荀子一系的很多都保留了下来。到了秦末，一部分去参加了革命，另一部分就成了汉代儒宗（表面是儒，其实是儒表法里），比如叔孙通帮刘邦制定一套帝王之礼（这跟儒家提倡的礼是不同的）
（从叔孙通的做法可以看出，儒与儒之间的差别往往比儒与非儒之间的差别更大） ? 秦汉时期，以法入礼，就是用法家思想把儒家的礼给改造了。而到了曹魏时代，又用儒?
家思想把当时的法律再次调整了一遍。因此曹魏的以礼入法是不可能回到周制时代了 汉时独尊儒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以法入礼”。汉以前的礼原本是基于血缘的宗族团体中的那种伦理，一种上尊下卑而又温情脉脉的等级秩序，“以法入礼”就把这种等级秩序改造为无关血缘的君主至高无上、臣民绝对服从的关系
“礼”的变化
? 汉代的法律基本上都是法家法，也就是反宗法的非伦理性的法律（汉承秦法 “世家大
族，不许族居”）。一直到曹魏时的陈群刘邵才出现法律的实质性修改，使法律变得具有很强的伦理性 ?
礼尚异，乐尚同。礼就是区别尊卑，强调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与亲情结合在一起，既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保护，在小共同体内部是不需要制度来安排的，与后世奴隶制、雇佣制和科臣制中冷漠的上下之别是大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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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清华-秦晖）
?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有些人理解为在刑法方面不优待大夫，在照顾和尊重方面不歧视庶人，从而认为这句话体现了所谓的原始平等。但人类社会从诞生开始其实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上述理解并不能成立。另一种说法是“当官的犯了罪也不能惩罚，老百姓即使不犯罪，也用不着对他客气”，这当然也不正确。其实，这句话是向诸侯说的，指的是“诸侯的礼遇只给于大夫，诸侯对于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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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讲的这种礼遇如果主要是一种保护的话，它的等级性甚至可以被掩盖，在后世看来，就有了一种比较平等的感觉（礼尚往来），但其实有礼则必有尊卑上下，只不过这种宗法式的礼对双方都有约束，这跟法家讲的法—完全单向—是不一样的
在战国时期“礼”受到法家化的改造，变得森严、理性和恐惧。战国时期的“军礼”其实已经是“军法”了。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本书《管子》可以认为是法家思想的早期著作，而齐国也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起源地
（军礼变军法：知遇之礼----恐吓之法；宗法世亲之礼----军国征伐之法；权贵对应之礼----单项服从之法）
到了汉初，叔孙通的制礼更是进一步改造了礼，变成一种毫无温情、使人颤栗发抖的威礼（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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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和“无为”之争
? 有为之儒即为法儒（桑弘羊这一派），无为之儒即为道儒。法儒扩张朝廷权力（强化皇
权），而道儒推卸朝廷责任，于是形成了“国家干预”与“无为放任”之争 ? ? ?
关于“盐铁论战”：一场关于有为与无为之间的辩论（对于汉武帝政策的反思）
霍光辅佐汉昭帝，开始改变汉武帝时的政策，因此得罪了当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后来在盐铁会议上扳倒了桑弘羊，汉朝也因此休养生息，进入了昭宣中兴 桑弘羊明确反对国家救济，反对国家向穷人提供保护（反对福利政策），主张国家集权以垄断工商之利（只为皇上的利益）。与之针锋相对的另一派—贤良文学则是反对盐铁官营，反对中央政府发行货币，主张维持武帝以前的盐铁和货币政策，即由诸侯国来主导，所以贤良文学们并不是要提倡经济自由，他们主张由权贵寡头们充当经济生活的主体。因此，贤良文学所主张的“无为”并不是对老百姓的无为，而是对权贵的无为，他?
们对于民主张重农抑商（桑弘羊则重视管制商业）
贤良文学重农抑商，所以认为搞工商的都是坏人，国家不能搞，老百姓也不能搞，最好的就是让那些红顶商人（诸侯）来搞，还主张取消土地私有，要分土井田，让老百姓离不开他们的土地，结果导致东汉时朝廷财政越来越困难。那么，这种朝廷对社会经济控制力的放松，就导致豪强门阀士族势力熏天，社会经济日渐凋蔽 ?
所以这种“有为”和“无为”跟今天讲的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不同，因为古时的“无为”是给权贵以自由，而不是给人民以自由。强硬的“有为”政策（比如秦、新莽）会激发民变，而完全的“无为”政策（比如东汉末期）则造成诸侯林立，同样民不聊生。即强调管制的一方想管制的是平民，强调放任的一方想放任的是权贵，最后吃亏的都是老百姓（尺蠖效应，一放一松但都朝着一个方向） ?
北宋时王安石主张抑兼并（皇帝尽可穷奢极欲，但对“阡陌闾巷之贱人”的发财梦必须严加打击），强调一切收归国有。而司马光主张不抑兼并，要无为而治
西汉时经济政策 ?
六曹尚书（即六部尚书）是在新莽时代出现的，而这个时代又出现了所谓的周礼六官（天地春夏秋冬），这六宫应该不是古制，而是汉时根据秦制编造出来的（太平天国时大量的官职就来自于周礼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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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清华-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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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中央集权（推恩令）和经济管制（盐铁官营、铸币权收归中央）
汉武帝时还搞了“均输平准”：“平准”指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以求稳定市场价格的一种经济措施。“均输”指的是各郡国的贡品，除质量特别优者仍然直接运送外，一般贡品不必再运京师，而由当地办理均输官吏运往邻近高价地区出售。“算缗告缗”：“算缗”指汉代所行税法之一，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征的赋税。“告缗”指检举不交税的人 王莽时代搞“五均六管”：政府控制物价、征收所得税、实行专卖制度、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首创政府贷款。“王田私属”：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王莽时期的荒唐事最严重的就是乱改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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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帝到王莽时代，国家对经济的管制是越来越严，而在思想上则进一步尊儒尊周，来麻痹老百姓，其实是沿袭秦制越来越盛，最终导致西汉的灭亡
独尊是里，儒术是表。文化上的“罢黜百家”是经济上的“利出一孔”之最好注脚。所以，秦时的焚书坑儒和汉初的独尊儒术虽然做法迥异，其实本质趋一
东汉和西汉基本上是两个王朝（刘秀虽然姓刘，但其实跟平民已经没啥两样了），而王莽所谓的篡位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得民心的，只是在新朝建立后的所作所为（极端法家化行为）实在是太胡闹了，非常不得民心
汉代的社会管理
? 汉时在行政编制上实行乡里二级制，而亭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而是一个负责治安和接? ? ?
待的组织，相当于派出所，设在乡一级。每一级的行政组织都有一个相应的爵位级别
秦汉时期的基层组织管理严谨，生产有序，有点类似集体经济生产队的意味
里尉：里里头管治安的，里门的钥匙就在里尉手里，里门定时开启和关闭，里尉对于进出的人员都要监督和登记
秦汉时代“五口百亩之家”讲的是独立的家庭经济，而“闾里什伍之制”听起来是一个军营或农场。这两种描述有矛盾，实际情况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小家庭，大部分小家庭应该是有自己的土地，而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还是相当严密的 秦汉时代的城基本上都是宫城，城里头住的不是一般老百姓，城的面积大部分都是宫殿区，一般居民往往住在城外
秦汉时对户籍管理的也很严格，有八月算民之制，也就是在每年八月要检查户口，要求所有老百姓亲自到县里来核对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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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吏治 ?
对于治理老百姓，司马迁的《史记》提到了两个概念：循吏（道德挂帅、伦理中心主义的贤人政治观）和酷吏（政治挂帅、权力中心主义的法家政治观）。但这里需要注意，循吏可以说是人治，但并不说不是人治就必定是法治，即酷吏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完全的两回事，酷吏跟循吏说到底都是人治，而且法家酷吏比儒家循吏离现代意义的法治更远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法律秩序，法律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约束，而且这种法治首先是要限制政府、限制有权势的人） ?
（秦代的法家讲的法治不是面向皇帝的，而是面向老百姓的） “文法吏”（酷吏）必备的主要素质：专心事主、唯权是趋；不受任何道德良知的约束；
善于奉承上意、指鹿为马
?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五蠹》
（只需要官吏服从命令，照章办事，不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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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清华-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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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虽然号称从儒，但同时也任用酷吏，这种趋势一到西汉末年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官吏以严格、严厉为风尚
汉代的文法吏即文史法律之吏，简称文吏，与儒生相对。王符的《儒吏论》核心观点就是儒有所长，吏有所短，这也反映在当时官场重吏轻儒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史”和“吏”互通（形式转假），所以官职中有长史、御史大夫等，而“善史书”应为贬义，与“实事求是”相反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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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适用范围内，循吏比酷吏更接近守法，更能够依法办事。酷吏更多的是迎奉上意，用所谓的自由裁量权来歪曲法律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并没有对循吏和酷吏作出道德上的评价，事实也如此，酷吏并不等于贪赃枉法，比如郅都就是一个比较清廉的人。汉时的酷吏一个很大的作用是打击豪强（豪强特点：没有贵族身份；在当地很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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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酷吏这种制度，秦晖老师的观点是这种制度既不是法制，也不是德制，而是权制，谁的权力大就听谁的，甚至于可以揣摩上位者的意图，法律对这些执行人来说，只是一种工具，怎么用这种工具全凭执行者的意图。而循吏在司马迁看来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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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
从汉代当时的情况来看，德制与法制并不矛盾（比如循吏就既讲德制也不违背法制），与这两者构成矛盾的是法家的权制（酷吏政治），整个西汉都是这种政治制度，一直到了东汉才有所缓解
汉代基层设置
? 汉代基层实行三级制：县乡里。乡的分级：有秩（啬夫）、三老、乡佐等；里的分级：
里魁（里唯）、里父老、里佐、里治中 （有秩就是有工资的，是国家工作人员） ? ?
县乡里是一套行政系统，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治安、情报系统，比如县尉、亭、邮等。乡意识形态（祭祀）系统：公社（乡社）、置社（里社、社单、书社） 汉代的基层系统： 1）行政系统：县乡里 2）治安情报系统
3）意识形态系统
4）民政社会系统：单（弹） ?
对于这么多的职位，当时政府不一定会设全，但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制度是相当复杂的，对于基层的控制也是非常严紧的
中国古代行政设置（君权相权、分权集权） ?
秦汉时的内外朝制：在皇帝身边另建一个内朝，由皇帝亲信的人构成，这些人官职一般较低，但因为深得皇帝信任，所以权力往往比外朝的还要大，而这些内朝的人就称为“尚书”（尚书本义指开会作记录的人，相当于书记）。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尚书就扩充为?
六曹尚书，后发展为六部尚书（吏户礼兵刑工）。
隋时设置尚书省，唐时避唐太宗讳就改尚书省为中书省，后又设置“同中书门下”来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到了宋代“同平章事”即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明代朱元璋废除丞相职务，设置内阁（东阁，原本只是陪皇帝读书的一个机构），于是有了内阁大学士，其中首席大学士就成为“首辅”；清代设置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实际上掌有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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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清华-秦晖）
的权力 ?
从上可以看出，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削弱相权，但这种用一个机构替换另一个机构的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不可能解决秦制条件下的君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后世无论明朝还是清朝的做法都只不过是汉时内外朝制的一个翻版
除了相权的威胁外，另一个问题是皇帝对地方官员不信任，所以会经常派各种“钦差”到地方去视察指导，这些“钦差”有些会在地方常驻下来，这样就会使得行政层次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到了唐代郡上有州，州上有道，这些州道最早就是中央派出的工作组?
建立起来的
刺史最早是御史大夫的属官，是在朝廷中的言官，对政事进行监督的非常任官员。后来皇帝派这些刺史到各地去巡视，为了方便起见，干脆就把全国分为若干监察区，这些监察区就被命名为“州”，而刺史的巡视也逐渐固定化，这样到了东汉末年，刺史（俗称为牧，即州牧）与郡首、县令一样，成为了常任的地方官职。到了唐，这一过程又发展了一次，增加了“道”，道的长官为“按察使”（宋代称为“路”）；南宋时发展增加了“省”，视察的那些人称为“行中书省事”（一开始是朝官，到了元代变为地方官）。明代用“布?
政使司”替换“行省”，后改为“总督”、“巡抚”来管理地方
对地方官员的管理除了不断地从中央派人管理地方外，还采取对地方分权治之的方法。比如秦汉时郡一级分为郡守（管行政）和郡尉（管军事治安），平行的还有监御史（管纪检），分别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唐宋时“路”这一级分权也特别厉害，设路安抚使、路转运使、路提点刑狱使（当时司法独立于行政）、仓司、饷司。元代的“行省”又开?
始集权，行省平章权力大包大揽
分权治理的缺陷在于各部分不好协调、效率低下，这也就成为中央不断派出工作组到地方指导视察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钦差大臣到了地方往往实行集权，大事小事都一把抓（往往造成地方割据，比如三国时期、唐末时期），这样分权和集权也就在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
汉魏之变----儒里化趋势、以礼入法
? 秦制出现问题后，曾经有过想恢复周制的企图（项羽、汉初分封诸侯），后来通过消灭
异性王、同姓王，实行推恩令，又把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起来，在经济上也是不断强化控
制，文化上则是儒表法里，当然这个儒是不断地缓慢地向里渗透，即“儒里化”，具体表现在汉魏之变中 ?
西周东周与魏晋南北朝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世袭的贵族制度，皇权都难以控制地方。当然这种循环只是表面上的，因为魏晋南北朝时各个分裂的政权仍然是官僚制帝国，并不是分封制的帝国，所以“儒里化”并没有使中国真正成为儒家理想中的那种权责对应的宗族式的小共同体本位 ?
东汉和西汉不像后世的东西晋或南北宋那样，东汉的很多政策是不同于西汉的，因为王莽打着周表的旗号过分地强化中央集权，所以取而替之的东汉势必要有所改变，于是儒表逐渐向里渗透就成为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
东汉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制度：六曹尚书、十三州刺史。但东汉也出现了反中央集权的因素，比如贵族社会中出现强宗大族，比如按儒家经典和伦理原则来进行判案（即春秋决狱），到了曹魏时期陈群、刘劭开始系统的修改法律（所以汉律和唐律是有很大区别的），使法律具有相当程度的伦理化（秦律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君权至上，伦理不作为法律原则。?
法家法律在皇权之下，更多的承认个人相对于族群的独立性）
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河清律可以看作是《唐律疏议》的基本框架，河清律确定了十恶、八议。十恶就是所谓的重罪十条（不赦之罪），在这十恶中有好几种伦理犯罪（比如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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