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节皆言文机利滞非作者所能自主，已近后世‘神来’、‘烟士披里纯’之说。《梁书·萧子显传·自序》：‘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全唐文》卷七○九李德裕《文章论》引自撰《文箴》：‘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以至贯休《言诗》：‘几处觅不得，有时还自来’。”15后来的刘熙载把此扩展到论书法艺术。其云“作书当如自天而来，不然则所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也。昔人谓‘好诗必是拾得’，书亦尔尔。”16刘熙载所说的“自天而来”之“天”即指“自然界”。故“自天而来”与苏轼佳句出于自然无意而得意同。这虽不免有些夸张，但苏轼诗中所云“醉时真境发天藏”一句，却正是苏轼自己的真实写照。宋邓椿《画继》云：
苏轼，??米元章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贴观音纸壁上，起作两行枯树、怪石各一以赠之。山谷枯木道士赋云：“恢诡谲怪，滑稽于秋毫之颖。尤以酒为神，故其觞次滴沥，醉余嚬呻，取诸造化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又题竹石诗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先生自题郭祥正壁亦云：“枯肠得酒牙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则知先生平日，非乘酣以发真兴则不为也。17
又苏轼自云“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与柳展如饮酒，一杯便醉，作字数纸”18、“余在黄州，大醉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19、“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
布衣幅巾，从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晚也”20。
苏轼乘醉之时率意作诗词书画的记载，还有一些。而他人乘醉作书画者，亦复不少。如《宣和书谱》卷18记贺知章“每醉必作为文词”云云，已见上。又同书同卷记张旭云：
旭喜酒，叫呼狂走方落笔。一日酒酣，以发濡墨作大字，既醒视之，自以为神，不可复得。??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其源流，无一点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21 又《宣和画谱》卷10评王洽云：
善能泼墨成画，时人皆号为王泼墨。其性嗜酒疏逸，多放傲于江湖间。每欲作图画之时，必待沈酣之后，解衣磅礴，吟啸鼓跃，先以墨泼图幛之上，乃因似其形像，或为山，或为石，或为林，或为泉者，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已而云霞卷舒，烟雨惨淡，不见其墨污之迹，非画史之笔墨所能到也。22
为什么书家画家和文学家能在酒酣人醉甚至被认为处于“颠”“狂”状态之时，还能创作出如此“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诗、词、文及书、画精品呢？前人多以为是艺术家处于“无意”状态之故。然而我们认为，酒酣时，人不是全然无意识，而是处于“无意”与“有意”之间。盖酒酣时的“颠”、“狂”，其正如人们所说的“张颠不颠”，“狂素不狂”。其时，或如常语之谓“酒醉心明白”。苏轼说，有的“善饮者”，即使醉了，亦“澹然与平时无少异也”23。“醉
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24。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虽然酒醉如泥，但他还能找得到回家的路。只是口、手、双脚等， 不像醒时那样听指挥了。不过，如果有人第二天问他醉后如何回家的，他就记不得了。当然，也就不能复原醉时的作为了。因为，回家的路，是天天走着的，“不强而自记”，即使在醉时，也是如此。上述书画家之能在醉时创作出醒时也创作不出的精品的情况，也可作如是观。他平时对所画对象的观察，使他在醉时也能真切地记得并能“得心应手”地将它们的形神表现出来。苏轼还说：“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25。此言醉时说的话都是醒时想说而在醉时也“忘不了”的。但醒时却有诸多顾虑，虽想说而不敢说，不能说；而醉时，人受到酒精的刺激，则心无芥蒂，其胆量被激发，更能斗胆地直言不讳，自然“忘我”而不讲客套，不作隐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也就是所谓“酒后吐真言”的意思。此时，写出的诗、文、词自然亦“真”。同理，这时所作的书、画，亦不当“假”。“真”，则是“活”的事物应具之第一要义。而酒精的刺激，也是外物刺激的一种，它和景物、事务一样，刺激着人，感动着人，从而产生欲罢不能的创作冲动——“灵感”。因此，这种“酒醉”产生创作“灵感”和“冲动”，与钟嵘《诗品序》“气动”说，《毛诗序》“物感”说，屈原“发愤抒情”说，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刘勰“蚌病成珠”说，杜甫“文章憎命达”说，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等等，实质是一
样的，只是“刺激”人们之“物”——“酒”、“气”、“事”、“穷”有所不同而已。同时，酒的刺激比它物的刺激更强烈，人的感情也更冲动，因而创作出的艺术品，也就可能更加形神兼备。一句话，“醉而后工”，比“穷而后工”，更易置办。
以苏轼而言，“一生忧患，常倍他人”26，故其论“穷而后工”之语，更是比比皆是。如《答陈师仲主簿书》云：“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27《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云：“宠示二诗，读之耸然。醉翁有言：‘穷者后工’。今公自将达而诗益工，何也？莫是作诗数篇以饷穷鬼耶？”28又《书渊明乞食诗后》云：“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29又《僧惠勤初罢僧职》云：“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30又《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一云：“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31又《次韵徐仲车》云：“恶衣恶食诗愈好，恰是霜松啭春鸟”32。又《九日次定国韵》云：“黄金散行乐，清诗出穷愁”33??可能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个作家能有苏轼所言之多了。盖苏轼一生处“穷”时日尤多，特别是其中后期，遭受长期贬谪，且和李白“世人皆欲杀”的遭遇一样，“平生人欲杀”34。其不平之事，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诗人，从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忧愤，而蓄积的忧愤则需要发泄以调节情绪的平衡和稳定，否则他就会精神失常，甚至自戕，危及安全和生命。而艺术创作就是苏轼借以发泄忧愤的惯用手段。这样的创作经历，使他频频写出“穷者诗乃工”、“身穷诗乃亨”、
“恶衣恶食诗愈好”、“清诗出穷愁”等言简意赅而富于理论内涵的诗句。在作画时也是如此。子瞻“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皱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作墨竹从地一直起到顶，或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耶？”35苏轼除直接借各种艺术形式发泄忧愤外，还经常会借酒浇愁。但不仅“愁极酒无功”36，而且还如李白诗所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反而使“忧愤”在酒后更加深广。而且，前面说过，有的人，在酒醉时更易产生超常的灵感——更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更加深广的忧愤和愈不可遏止的发泄欲望相碰撞，其势当如火山之爆发，广陵之怒涛；其状有如那个被袁宏道视作“苏子瞻后身”，“生平历履大约与坡老暗符”的“卓吾老子”所言：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37
苏轼正是这样一种“真能文者”。他一再申言：“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38。他的这些“无意”所生，随心所欲“冲口而出”的“逆人”之作，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