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上的。作为一个反例，约瑟夫〃奈还提到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需要永久的盟友和制度。我们在需要时总能找到意愿联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总习惯性地说让问题本身来决定联盟，而非相反。”显而易见，这种观念表现出明显的狂妄自大，缺乏战略眼光。
软实力一般不是在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才匆匆建立和运用的，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在于避免问题，在问题产生之前就将之消弭于无形。形象地说，软实力的功能就是“改良土壤”，一方面使得需要主体花费力气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能“生根发芽”，或者即便长成了也虚弱得多，为主体省下很大的力气——正因为如此，软实力才具有在某些情况下取代硬实力，使人们不用发挥硬实力就能达到目标的作用，而强制手段的采用才说明软实力的失败、无效；另一方面使得主体播下的“种子”自然而然地，不需要或者很少后续陪护就生长，并“开花结果”。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详尽的战略是一个由战略和战术构成的多层次、多阶段、多环节的体系，而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一个中间环节，对于上层目标，它是方法和战术，而对下层环节，它则是目标。因此，即便在某种战术行动中，软实力也可以再度发挥作用，并不是当战术行动启动以后，软实力就要退居幕后。楚汉的最后一战，对于最终建立大汉王朝是一个必要的环节，甚至对于消灭楚军这个目标来说，“四面楚歌”也只是一个具体的策略，一种“术”；但是，垓下战役的胜利则是具体的战争谋划的最终目标。在这一场战役中，“四面楚歌”帮了汉军很大的忙——它瓦解了楚军上下的士气，减少了汉军取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人们显然不能把这时候响起的楚歌当作一种硬实力。所以，软实力的启用是可以贯穿、渗透于硬实力的整个发挥过程中的。
六、任何一种实力都是相对的。
任何一种实力都是相对的、有所指向的，不针对具体的目标和具体的环境或者说条件来谈论实力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格局源自于针对不同的目标，同一种实力具有不同的效力和时效性。例如，对于中美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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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贸易顺差，美国采取军事威胁的手段就缺乏合法性，势必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其国内民众恐怕也不会支持政府的这种行动。这一点是谈论软实力时不言自明的隐性前提，实际上在奈的著作中也一再被提及，《硬实力与软实力》一书对此更有系统的阐述。一定的资源决定了一定的目标，正所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当人们在特定的时机，针对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发挥文化的作用时，文化已经对可能达到的目标的范围做出了限定，而且一国文化也限定了该国愿意追求的目标——美国只会谋求推广其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而不会想要帮助哪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文化同时决定了所能与所欲。 实际上，软实力的观念并非什么新事物，而中国人对它更是早有体会。古代中国有关“王道”与“霸道”的观念，分别对应于重视软实力和忽视软实力而一味强调硬实力的行动方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等表现出了对政治价值观和政策的政治功能的重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等则表现出了人们对软硬两种实力运用方式的价值取向。这一系列言论和观念可以说是软实力观念的中国式表达。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基础，使得中国人对于“软实力”概念一点也不陌生，也使得这一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相当顺畅。
在以约瑟夫〃奈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提出“软实力”概念近十年之后，中国学界和政界也普遍表示出对这一观念的关注。美国学者提出这一概念的时代背景，与中国关注这一概念的时代背景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各有特点。相通之处在于，在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与运用——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中所追求的目标和可以选择的手段、工具，以及所针对的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技术的创新和运用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人才与信息跨国流动的大规模发展，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相互渗透的程度越来越高，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新的非国家行为者，例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黑客等都属此列。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也提高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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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制度变迁则表现为民主制度的扩张与深化——时至今日，世界民主化潮流已经持续了近30年，民主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市场经济制度的普及，以及一系列国际组织的诞生，国际规则的出现等等。当然，制度和技术常常是协同作用的，甚至这两者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的——作为一个主要时代背景的全球化就同时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产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各个国家的目标而言，一方面，现代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比以前更复杂多样。例如，能源问题如今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能源安全成了众多国家的一个重要政府目标，而这个问题是经济和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尤其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副产品。这个问题既可以借助于强制手段来缓解，同时也可以通过协商与合作的途径来解决。环境和气候的问题也是近期才出现的，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性，是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想要解决的，而且没有哪个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传统的国家目标也被重新界定。例如，在计算机得到普遍运用之后，各个国家的军事安全就要重新界定，人们不仅要维护传统的军事安全，还需要维护本国军事部门的网络系统的安全，使之免受来自国内外的电脑黑客的攻击。2007年，美国、德国、英国、韩国等国家相继报道，他们的军事网络系统中国黑客的攻击。黑客攻击既可能是国家行为，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只是某些普通计算机专业人员寻找刺激的途径。对这种行为动用军事力量来进行打击是小题大做的荒谬行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被攻击国表现出这种意向。同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恐怖主义也实现了全球化。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只是基地组织网络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一组织的枝节还分布在五十多个国家里，不可能仅仅依靠单边军事措施来消灭。美国这场反恐战争的胜利有赖于与其他国家在情报分享、警察工作、追踪资金流向等问题上的耐心而长期的合作。
在手段方面，人们则面临两类变局。
其一，手段的多样化。在新的时代里，各国不仅可以采取军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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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通过双边协议来划分利益，或者诉诸国际组织，利用国际规则来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还可以利用跨国公司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者。例如，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诉诸国际组织来对付中国，而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则打算自己采取制裁措施。目前跨国公司实力雄厚，其中某些公司的收入甚至高过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他们自己就会主动采取措施来干涉某些国家的政治——而且不限于小国家，即便是世界大国，他们也可能会动动脑筋，一试身手。因此，他们也可以被利用来达到国家的政治目标，从而构成一种新的手段。民主制度的扩张和深化提升了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为公共外交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所谓公共外交，也就是以外国民众为对象的对外宣传活动，主要旨在建立和维护本国的良好形象，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通过影响他国公众的态度，一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影响这个国家政府的态度。实际上，现在个人也成为了一类有影响力的国际行为者。这类个体一般以维护某种价值而非个人利益为目标——或者至少声称如此，否则他们就难以产生重大的影响力。这使得他们常常成为某些政府的一个有力的帮手。2007年，美国好莱坞女影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雅〃花露（Mia Farrow）就发动了一场谴责中国对外政策的轰动性的国际运动。另外，随着无线电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世界各国也可以利用强大的信息传播网络来推广其价值观。网络工具突破了传统工具的时空局限性，使得各个国家防不胜防。这就在物力方面增加了国际影响的途径。
其二，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种手段的代价和收益都发生了变化。很多情况下，相比较而言，传统的军事手段的代价要高出许多。政治民主化使得很多国家不愿意或者更难以向国外派兵，民族主义则使得强制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行动令人反感并遭到抵制，而经济全球化则使得军事手段的运用损人不利己。正如人们目前看到的，一盘美军虐待俘虏的录像带，居然对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构成沉重的打击，使得这次军事行动的正义性丧失殆尽，也更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促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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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呈现出一边倒的格局。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故事，只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才可能大规模地、频繁地产生。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则孕育了投鼠忌器的问题——硬性手段的采用，很难避免在伤害对方的同时，本国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在中美贸易纷争中，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美国国内，都反对美国采取贸易制裁手段。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将会做出反应，同样制裁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还在于，即便中国不还击，美国国内经济也会因为其制裁而受到巨大的损害——其国民将不能享受廉价的“中国制造”，生活成本将会显著提高，而且其它行业也要面对必须以更昂贵的价格来采购上游产品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最终将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07年，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反对美国参议院通过针对中国等国家的带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法案，他们认为“对中国实行报复性关税就等于对自己征税，对自己惩罚。更严重的是,这种举动可能会促使中国加强自己的关税，而这一切也将演变成一场徒劳和有害的贸易大战。而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将为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付出代价，他们将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失业和更为缓慢的经济增长。” 至于所针对的对象，世界各国不仅要针对国家行为者，也要针对非国家行为者，还要针对自然环境。前文指出，攻击某个国家军事网络的黑客就部分地是非国家行为者；同样，由于跨国公司的雄厚实力和他们的不“安分”，他们也可以成为针对对象；另外，随着新的非政府国际行为者的兴起，公共外交也成为现代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无论是对黑客，还是跨国公司，军事手段都是不能采用的，而经济收买的代价也非常高——想要通过操纵别国政府的跨国公司，其胃口肯定是不会小的。至于有影响力的个体行动者，他们常常将价值臵于利益之上，因此很难为利益所动；而且以经济利益相诱惑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倘若对方不能被收买，而且将收买行为公诸于众，反倒会臵一国于非常被动、尴尬的境地，这时候的收买行为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对某种价值的背离，同时也因为贿赂行径而表现出丑陋的面目，政府的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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