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
2015年07月01日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陈勃杭
一、谁是顾准？
1915年7月1日，顾准先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没落商人家庭。尽管家庭贫困，但顾准凭借自己极高的天分很快在上海滩打出一片天地。
不满20岁，顾准已经是上海有名的会计专家。事业上的成就本可让他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但目睹民族危亡并出于英雄情结，顾准对革命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1935年，在参加一系列外围进步组织之后，顾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是一名忠诚而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顾准先后担任上海财政局局长，洛阳工程局局长等职务，以党国高官的身份参与了新中国建设。
不过他的仕途并不顺利，1952年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撤销财政局局长职务，而在洛阳工程局工作时又因为（属下）工作失误而去职。
1955年，顾准调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他厄运的开始。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顾准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右派分子。在此期间，顾准被下放农村劳动，受到红卫兵毒打，妻子自杀身亡，子女拒不相认。但正是在同一时期，他研读数学、经济学、历史以及哲学并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通过研究，顾准反思中国传统以及革命生涯，分析世界大势和中国前途。
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文革结束，仅留给朋友吴敬琏先生“待机守时”四个字之后便于1974年溘然长逝。
在改革开放初期，顾准得到平反并恢复名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他一系列作品和笔记的整理出版，顾准思想曾短暂地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关注焦点。
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国内学者视野的相对扩大，顾准的思想渐渐淡出了学界主流，只有每年零星但内容重复的纪念和回忆文章提醒我们顾准先生作为“先行者”的存在。
二、相关争议
不可否认的是，为顾准撰写纪念文章的多数是国内知名的自由主义人士。在他们眼里，顾准是“先知先觉者”。一来他批评建国前三十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来反思理想主义乌托邦及其造成的灾难。在朱学勤先生的《地狱里的思考》一文中，他称赞顾准破除了意识形态神话，积极反对专制主义（《顾准寻思录》，pp.47-58）。其他自由主义者或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都倾向于将顾准树立为他们的前辈。对他们来说，顾准是文革万马齐喑的专制氛围中为数不多的思想深邃的反抗者。
而正是自由主义者对顾准的“塑造”，引来了政治和学术上的双重争议。学者林贤治先生对顾准的自由主义定位提出质疑。他在顾准的《新生日记》中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顾准。这个顾准热情讴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由此林贤治认为顾准感染了文革狂热病，并且病得不轻。林的质疑直指将顾准塑造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代言人的合理性（《顾准寻思录》，pp.251-255）。
而在学术上，受过海外学术训练的学者指责顾准学术的“业余性”。仲维光认为顾准在对希腊城邦制度进行研究时其材料来自通俗读物，不符合学术规范。他甚至嘲笑道，顾准的做法定会让西方学术界哭笑不得。更加伤人的是，他认为顾准缺乏专业的哲学素养，甚至他对“经验主义”的理解没有超出一个共产党干部的水平。这一类质疑诉诸于学术，认为顾准掌握的材料有限，同时很难逃过马列宣传的长期影响[1]。
蒋贤斌先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顾准研究专家。在《把顾准还给历史──顾准的诞生与争论》一文中，他呼吁学界在顾准研究中既要防止简约化贴标签的做法（比如自由主义者的做法），也要反对将顾准作品单独拎出来进行去历史化评判的倾向（比如仲维光的做法）。蒋的博士论文正是这样一种有益的尝试（后出版为《出走——顾准思想研究》）。也许王元化先生说得最好，“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不切切实实讨论问题，而只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抢过来，忙于给顾准定性，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断言他是什么什么主义，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 《顾准全传》，p. 5）。
今年正值顾准先生诞辰100周年，笔者决心在重读顾准作品以及各种二手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一篇纪念文章，既表达对前辈学人的哀思之情，也为顾准研究（包括顾准意图进行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按照赵人伟先生的回忆，自负才高的顾准说自己能够拿数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三个博士[2]。本文首先从哲学，历史以及经济学的角度对顾准作品的学术水平进行重新评价。其次，本文将突破对顾准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简单定位，认为顾准属于传统文化中“国士”。第三，在一个各种政治大帽子满天飞的喧嚣时代，顾准为政治立场迥异的各类人群提供了榜样。最后，顾准先生曾经有一个研究中西方历史的宏大研究计划，意图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为了反思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历程，为了严肃对待西学东渐以来的中西文明碰撞，也为了在此基础上重新返回文明的精神源头，促成“古老思想和理想强有力的再生”[3]，对顾准先生最好的纪念，在我看来也许是延续他的中西比较研究计划。
三、学者顾准
经陈敏之先生精心整理后发表的《顾准文集》代表了顾准学术思想的精华，其中包括“希腊城邦制度”研究以及总题被命名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一系列通信。另外，顾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发表过一些经济学论文，讨论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运用价值规律的可能性。可是，仅仅从这些已经发表的、并且脍炙人口的文章出发还难以把握顾准思想的深刻之处。实际上，顾准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这些后来经过整理出版为《顾准笔记》一书。尽管这些笔记常不为人所知，但它们从哲学到经济学包罗万象，既有对其他学派的批评和质疑，也有对实际事务的思考和讨论。这些笔记（即《顾准笔记》）和已发表的较为完整的顾准作品（即《顾准文集》）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理解顾准学术思想的关键。顾准从革命，建设再到落难的丰富人生，不仅为他的研究增添了神圣而悲壮的色彩，也带来了生活舒适安逸的当代学界所不能体会的厚重和深沉。
1. 顾准的哲学思考
根据他的《北京日记》显示，晚年的顾准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从亚里士多德到罗素，不一而足。此外，顾准的笔记显示他曾经认真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北京的哲学阅读以及《马恩全集》构
成了顾准哲学思考的主要材料。就主题而言，他思考的主要对象是哲学或认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唯理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关系[4]。但是，顾准的兴趣点显然不在于认识论，而在于政治。
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十分粗浅地说，唯理主义主张人的思维能够直接把握实在，比如柏拉图认为思维能够洞见完美的理念，而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强调理性能够把握所有真理的前提条件，黑格尔认为理性代表了所谓历史的绝对目的；与此针锋相对，经验主义对思维的作用持怀疑态度。经验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所谓柏拉图式理念等等全部来自于经验世界，思维没有感觉的帮助不能发现任何东西。同时，经验主义传统对黑格尔式的“理性”历史哲学毫无兴趣。
如前文所述，顾准对哲学的兴趣来自于他对自身革命理想的关切。正因为如此，顾准极少讨论纯正的认识论问题，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理解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所造成的政治影响[5]。顾准认为，唯理主义传统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他为历史设定了绝对目的。进一步，“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顾准文集》，p.405）。因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只是基督教绝对真理理论的哲学化而已。
顾准认为研究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绝对不能忽略基督教的影响。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前提下，顾准断言西方思想的两大源头分别是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这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不谋而合）。而这两者在其哲学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像尼采一样，顾准断言，“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同上，p.244）。同时，亚里士多德学说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知识基础。
顾准讨论的重点在于基督教思想通过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如果说黑格尔从基督教思想中吸取了历史的绝对目的一说，马克思则将培根的经验主义精神加入到了抽象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承袭了黑格尔哲学乃至基督教神学的衣钵，“辩证法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顾准文集》，p.408）。在这里顾准甚至做了一些思想史的考察，他认为：
“马克思指责黑格尔，一生中几乎只限于写《神圣家族》那个时期，亦即《费尔巴哈论》里所说的‘我们都一下子成了费尔巴哈派’的那个时期。在这个极短的时期中，马克思几乎完全否定了唯理主义，几乎完全跟后来恩格斯称之为机械唯物论的英法唯物论走。”（同上，p.409）
马克思从来没有批评黑格尔哲学中的根本命题，这提示顾准“马克思按其本性来讲是唯理主义的”（同上，p. 409）。顾准为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社会学经验研究上的博大精深所折服；但他自己非常明白，尽管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唯理主义，但“马克思这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则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同上，p.411）。顾准如此描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事实上‘撷取了黑格尔合理内核’的马克思的哲学，也确实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同上，p.411）。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唯理主义到底表现在何处呢? 顾准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是取自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命题，即“历史和逻辑的一致”:
(1) 历史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发展；
(2) 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什么A=A，判断，推论之类的“思维规律”，而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大道之行也”的“道”，是先验的东西；（同上，p.414）
到了这里，我们无法不佩服顾准的睿智！他通过自己对马恩全集及相关哲学著作的研读，已经达到了现代思想研究中一个比较公认的结论，即基督教，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比如著名哲学家阿兰蒂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作品《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而非常遗憾的是，顾准的赞美者和批评者（除了朱学勤之外）中居然极少有人准确阐释了顾准的这个结论。
顾准进一步分析了唯理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第一方面即为当今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唯理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联系。首当其冲者自然是黑格尔哲学。顾准指出：
“达到真善一致，其实际的道路也是铺得十分平坦的。——赞美法国大革命的黑格尔，只要在《法哲学》上论证普鲁士王国的合于大革命的原则，‘真善一致’就达到了”（同上，p.412）。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这位“内心蕴藏‘革命愤火’的哲学家，其实不过是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而已”（同上，p.413）。顾准的这个批评让我们想起罗素对黑格尔哲学的指责。罗素认为，黑格尔关于国家的理论如果成立将能够为任何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国家辩护。
既然马克思主义承袭了黑格尔哲学的精髓，它在苏联和中国的教条化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便可以预见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权力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压制异己思想。这种做法既窒息了科学研究，又压制了民主政治。顾准认为，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是相当荒谬的做法。实际上，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套多元主义哲学，保证各种思想互相碰撞。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顾准认为恩格斯的作品以及后来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要为此付很大责任。恩格斯的自然哲学作品居然意图用一套新的哲学指导科学，这简直令人笑掉大牙。而在另一方面，顾准甚至直指列宁主义是修正主义，而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顾准笔记》，p.634）。
除了挖掘出教条化的唯理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之间的联系，顾准也指出了活跃的经验主义以及多元主义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由于经验主义一般不预设任何绝对真理，有助于实现良好的讨论氛围，并促进科学的发展。顾准认为，贯彻科学精神，就是贯彻哲学上的多元主义（《顾准文集》，p.345）。相应的，政治上也应贯彻多元主义（成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即使存在一个当时公认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也难称完善，需要在政治多元主义下允许批评和改善。
那么顾准是否一定排斥唯理主义，主张经验主义呢？其实顾准对二者的观察更加深刻。每一个读到下面这段顾准自白的人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文集》，p.424）！
通过这个自白，我们可以探明顾准对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复杂看法。一方面，顾准认识到唯理主义促进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
“梁（启超）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 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同上，p.247)
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经验主义的不可取之处：
“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而就他后来的参加‘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
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同上，p.405) 。
而在他的马恩全集阅读笔记中，他更直接戳中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命门，“实证主义确实是没心肝的，硬心肠的，无远见的，无理想的东西”（《顾准笔记》，p.348）。
很遗憾，顾准没有留下系统的哲学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说，顾准的哲学思考过于宽泛而细节不清，但这显然不能归结为他学术能力不足，只能说历史没有给他足够时间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就他有限的哲学笔记来讲，顾准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政治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位置。通过他对二者的评价可以断言，顾准绝对不可能反对1949年革命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巨大推动作用，他鄙弃经验主义者们在此过程中的无能为力；而同时，他又强调自己要以钢铁般的意志去主张政治多元主义，和教条化的、为专制主义张目的唯理主义对抗到底！
2． 顾准的历史研究
在文革期间，各路“牛鬼蛇神”被要求写个人检讨和交代材料。一次，顾准在交待所谓“罪行”的大字报上骄傲地写到，“读史”[6]。历史是顾准学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尽管材料多有限制，顾准仍然利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写下了许多含义深远的笔记。顾准不仅具有穿透中西方历史的远见卓识，他的不少讨论也触及到了中西比较研究中的根本问题。顾准的历史笔记围绕着几个互相联系的中心问题展开。什么是西方文明？以及对比东方文明，它究竟有何不同？
上面已经提到，顾准指出西方文明具有两大思想基石，即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就古希腊哲学而言，顾准进一步考察了它所诞生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写下了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一系列读书笔记。在这些笔记中，顾准特别强调了古希腊小邦林立，重视工商业以及海上文明的特点。紧接着，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融合。之后日耳曼蛮族入侵并毁灭了西罗马帝国。尽管这造成了文明的大倒退，但是蛮族入侵却留下了相互制衡的西欧封建制度（这和华夏文明西周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而古希腊哲学也并没有消失，它以伊斯兰文明为中介重新进入欧洲，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而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之后的西方文明演进全方面显示出其在技术和制度上的优越性。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世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对比西方历史，顾准更想解读的是中国历史。在顾准的历史哲学体系中，西方文明作为海上文明的典范，和拜占庭帝国，俄罗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中华帝国等大陆文明等形成鲜明对比。在他留下的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阅读笔记中，顾准将中国文化称为“史官文化” (这一点来自范文澜的《中国通史》):
“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和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顾准文集》，p.243）
史官文化极度关注政治问题。对政治问题的重视，使中国文化忽略了对宇宙论，逻辑学等等的探索。而政治权威的专横和不受限制，是近代中国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诚然，顾准的讨论过于笼统，但无疑他触及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东方专制主义问题。顾准发现，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解读，它既有经济基础奠基，又有上层建筑支持。就经济基础（包括政治制度等）而言，顾准发现了水利社会，田赋等因素。根据著名的水利社会理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地理因素——协调水利需要一个强大并且集中的中央权力机构。而在上层建筑或者意识形态方面，顾准在传统经典中屡屡发现专制主义的痕迹。除了现在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法家商鞅、韩非之外，顾准认为儒家中也有不少为专制主义背书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