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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29

权威解读“十二五”规划建议新亮点 2010-10-28 14:22 来源:半月谈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建议》实际上是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校音定调”,体现了执政党对今后5年发展的思考和部署。

在《建议》绘制的5年发展蓝图中,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什么是科学发展?就是4个更加、一个促进:‘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就把科学发展具体化了,指明了今后5年发展的重点和方向。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次强调‘加快’,可以说,‘加快’是主线中的主线。”辛鸣说。

“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只有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认真落实相关要求,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具有转折意义的五年规划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十二五”规划将与以前的规划有很大不同,过去更强调“国强”,而现在则十分注重“民富”。

这意味着,“十二五”规划将成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五年规划。

在经济增长方面,未来5年的目标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首次未提GDP增长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这次目标中没有出现GDP指标,而是说平稳较快发展,意味着在下一步经济发展中要兼顾增长和稳定两个方面。这将是“十二五”与“十一五”的重大区别。 对发展速度的要求在降低,对发展内涵的要求却在提高。

在9月举行的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致辞中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这是中国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矛盾和挑战所需要的新理念,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明确的方向性描述。”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

此外,“十二五”将更加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年初“两会”答记者问时,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毋庸讳言,现在,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

“在强调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时,加了一条要‘普遍较快增加’,强调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是近年来中央一直在倡导的发展方向,此次特别强调‘普遍性’,是对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的具体回应。”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告诉记者。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已到了抓紧解决“民富”问题的时候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社会问题可能都要激化,而且我们现在也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专家们看来,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既是一件民生大事,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我们这么多年来提出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效果不明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老百姓钱不多。”辛鸣说,这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长期依靠投资,依靠出口,缺乏可持续性。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也表示,“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需求结构调整为重点。“而这些问题的核心,是收入分配的改革。只有民众普遍性地增加了收入,才有可能改善消费结构,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

所以《建议》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把消费摆在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位置上。 全面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就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结束当天,《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也正式出台。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成为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根据《决定》确定的目标,到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

显然,“十二五”成为全面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中央高度重视。2009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财政支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突破,催生新的产业变革。我们必须瞄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选择那些潜在市场大、带动能力强、吸收就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加以培育,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国家把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说:“金融危机过后,不仅仅是中国,全球经济都在向低碳经济转型,开始朝着以新能源等为代表的产业结构调整。” 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齐头并进

“十二五”期间,新农村建设仍然是“三农”工作的重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目标没有改变。与此同时,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今年一号文件已明确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宏观经济学家常修泽说:“未来一二十年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城镇化。” 据有关部门预测,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还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新增城镇人口3亿以上,这将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强大而持久的支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表示,我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0%,余地和空间很大;新农村建设需求也很大。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不仅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着力点,而且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发展优势。只要把握好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这“双轮驱动”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是中国的特有优势。

加强社会建设,促进民生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建设却严重滞后,就业难、收入低、房价高、看病贵、保障弱,成为百姓面临的突出难题。“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社会建设明显加强”,发出了解决问题的积极信号。

加强社会建设,首先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本次建议更加关注民生与共同富裕。“在政策上体现为两个比重的提升:居民收入占社会整体财富分配比重提升,劳动收入占整个收入比例提升。‘十二五’期间,政府将在医疗、养老等领域投入更多”。

对于社会普遍关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周天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通过建立工资协商制度,提升劳动者的地位,为提升劳动收入在整体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建立国民财富增长机制或者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再次,通过税收缩小收入差距。降低中小企业税收,鼓励创业,提升中小企业劳动者收入水平,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

“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建设,才能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周天勇说。

加强社会建设,还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此,专家表示,“十二五”期间,应该想方设法畅通群众诉求的表达渠道,建立更多元的利益平衡和表达机制,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完善社会服务,为社会和谐稳定夯实基础。(《半月谈》2010年第20期/记者 高远至 王鹏权)

【《半月谈》2010年第20期】 “十二五”,改革再攻坚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如此定位即将开始的下一个五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意味着,今后五年仍将成为“改革年”,并且是“改革攻坚之年”、“全面改革之年”。

中央的这一高调宣示,与胡锦涛、温家宝等此前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一脉相承,客观上是对近几年围绕改革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论的回应,也指明了改革的着力点和方向,有助于纠正那些对改革的偏颇甚至错误的认识,从而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改革共识。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30多年来得以飞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改革开放。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遭遇了某种“瓶颈”,一股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改革的情绪有所蔓延。

改革在认知上的这种分歧以及实践中的胶着,恰恰反映了中国改革大业的艰巨和复杂。实际上,剖析改革进程中引发人们疑虑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它们并非改革本身造成的,相反,正是改革不够彻底或者出现偏差所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尚未建立起完备、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匹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掣肘因素。

中央高层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体认,五中全会表示将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可谓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全会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和要

素市场以及社会事业体制等六大改革重点,更是体现了对“十二五”期间改革路径的精准把握。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从经济体制改革进发,于社会体制改革突破,向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社会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十六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强调了四个“更加注重”。这些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因应了内外部环境的最新变化,呼应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和愿望;而这些理念和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纵深推进,特别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大方向,这一点丝毫不能摇摆。当前,决定改革整体成效的核心问题,则是要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毋庸讳言,虽然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垄断了对土地、信贷、能源资源等重要稀缺品的配置权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较多行政干预,资本、资源的价格总体偏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关乎民生的问题上,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则是由于有些政府部门将本该由其承担的责任推向了市场,导致公共服务产品过度商品化,甚至以“公司化”的面目直接投身市场,从中牟取利益。

校正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使政府切实转变为更多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基本服务和保障的公共政府,仍是当下改革攻坚的重中之重。政府改革在改革的全局当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活而全盘活的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财税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五中全会论及“十二五”改革时,使用了“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罕见的词汇,凸显了改革的紧迫与难度。毫无疑问,和决心、勇气一样重要的,还有驾驭改革的智慧。

“十二五”:机遇、挑战和对策

《半月谈》 201002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908字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对这个判断,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明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如果说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的主题,那么“十二五”将是实现转型的关键5年。总体上,“十二五”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经济可以大有作为的5年:但就决策层而言,应更多关注转型之紧迫及转型之艰难,从而需要非凡的勇气与魄力来推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使转型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十二五”的机遇

从国内形势看,“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快的发展。一是劳动力优势。尽管面I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仍不会消失。二是资本优势。未来5年高储蓄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仍然有充裕的资本供给。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如果说过去30年,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那么“十二五”以及未来的更长时间,城市化将是主力。四是市场化不断推进,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会使经济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从国际形势看,尽管遭遇到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发展出现曲折,但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受到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呈现出不同步的情况,二者的相对力量也在发生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按购买力评价,到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比重将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这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中国可以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治理与区域性的合作,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之相应地,中国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逐步改变全球的货币体系,这些无疑都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十二五”的挑战

未来5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是外部需求萎缩的挑战。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称得E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么,经历了这次危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恐怕要告一段落。首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再平衡与结

构调整、金融部门的修复、实体经济活力的重新获得,以及新增长点的发掘,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金融危机之后所产生的财政危机,也会拖累复苏的步伐。2010年的美联储年会后,一份集合了多名央行官员与经济学家智慧的最新研究认为,后危机时代将有“10年过渡期”。也就是说,始于3年前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颓势还将持续大约7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全球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在面临增长下滑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

这表明,中国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萎缩并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会持续较长时间的“新常态”。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十二五”规划的制订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必须要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的位置。

其次,是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挑战。过去30年中国增长奇迹值得欢呼,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增长失衡问题非常严重。这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失衡:内外需之间的失衡,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失衡等等。增长失衡问题导致未来中国增长面临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双重约束。一方面,经济赶超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结构失衡以及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可见,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西欧早期工业化时期,涉及的人口只有1.3亿,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则要涵盖13亿人口。这样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将会给资源能源与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形成自然方面的约束。

与此同时,社会方面的约束也在增强。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其一,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在0.46左右,已经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其二,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但考虑到城市隐性补贴以及社保等因素,城乡差距还要大得多。其三,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处于一个逐步下滑的过程。这些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成为扩大内需与转变增长动力的瓶颈和障碍,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二五”的对策

面对诸多严峻的挑战,“十二五”期间我们该如何应对? 首先,政府要转型,特别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政府转型是指要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当前来讲,紧迫的任务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首先,政府性驱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承担。比如这次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第三,政府性驱动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寻租腐败等问题。

其次,改变政绩评价体系。目前对于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率。尽管加上节能减排指标,但还不足以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发展、经济转型,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又面临着“速度不减,指标不降,排名不跌”的挑战,使实质性的转型很难推进。因此,只有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考虑更多的社会性指标(比如居民收入增长率,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环保水平等),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绩评价体系,从而转变地方政府行为。

第三,更加注重发挥价格、财税机制的作用。发展方式转型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掌握大方向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价格信号与财税激励的作用。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上不会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只有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财政有新的支撑,缓解地方财力、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才不会出现地方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的问题。另外从根本上,只有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价格信号才可能更加准确,从而更好地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供给的效率。

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改革来实现或保障。所以,“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变危机为改革的重要契机。关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与答案都有了,现在需要的是非凡的勇气与魄力!

编辑:高远至

怎样看经济回稳过程中的通胀压力

《半月谈》 201002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718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

编者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抑制物价上涨,这是一个全球性难题。而美国“持续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中国的“三年来首次加息”,已经向市场释放出明确的预警信号。央行近日警示称,尽管通胀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当前货币信贷环境仍较宽松,加之粮食价格上涨、收入分配及资源价格改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确定

性的影响,未来物价上涨压力不容忽视。那么,引发通货膨胀预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美元贬值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有多大?在经济回稳的关键时期,社会各界又该如何看待价格问题?请看专家的分析。

货币超发是通胀加尉的主因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是2008年新增贷款的两倍多。大量的新增贷款与货币乘数作用结合,导致货币供给量加快扩张,进而导致房地产、股市、实体经济投资等多方面需求的扩张,进而引起相应方面的价格上涨。可以说,引发通货膨胀预期的主要原因,不再是传统的供不应求的因素导致的,而是货币超发导致的,因此本质上是个货币现象。

此外.2009年四季度开始,城市特别是一线大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出现快速上涨,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担心存款等家庭财产在购买住房方面的快速贬值趋势,这也加大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

另外,受成本因素推动,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温和上涨。今年以来由于天气原因导致蔬菜、水果等产品供给出现短期紧张,国际大豆减产导致食用植物油供给减少:节日因素导致鸡蛋等食品需求短期扩张,炒作因素导致绿豆、大蒜等小品种农产品需求扩张,这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部分食品价格短期上涨较多。此外猪肉价格在持续回落一年以后出现了恢复性上涨。由于食品需求是基本生活需求,每人每天都要接触,食品价格上涨引起了居民对通货膨胀的普遍担心。

再有,近期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涨,国内食用植物油调价,推进资源性价格改革可能使城镇煤、水、电、气价格提高,这些信息综合起来,使各方面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预期增强了。

实体经济本身通胀压力可控

经过2010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总体得到了控制。

首先,针对货币供给过多问题,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控。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以票据发行为主、短期正回购操作为辅,不断优化操作工具组合,灵活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0年1月18日、2月25日和5月10日三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10月19日,央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这是自2007年12月20日以来中国首次提高利率。数据显示,2010年1~9月份,新增贷款同比少增2.36万亿元:M2余额同比增长19%,较年初降低6个多百分点。货币供给量过快增长势头正在得到控制。

其次,针对房价快速上涨问题,2010年4月,国务院出台新“国十条”:9月29日,公布进一步加强按揭贷款管理的通知,中央和地方政府调控房价的多项措施正在收到成效。从2010年6月份开始,房价快速上涨势头明显减缓,9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1%,较8月份降0.2个百分点。

再有,当前经济总供求关系大体平衡。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开始发生积极转变,逐步由政府力量推动为主转向由市场力量推动为主。伴随这一变化,需求增速趋于减缓。投资在由政府力量支持向市场力量支持的转变中,增幅明显降低。另一方面,供给潜力很大。在生产能力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供求紧张状况基本改变。重化工原材料由供给紧张转变为产能过剩,煤电油运的紧张状况基本消除。服装、家电、电子信息、数码产品,轿车等工业消费品供给能力强大。在需求稳定增长而供给潜力巨大的基础上,当前我国经济总供求关系保持大体平衡,局部过剩的局面,支持了价格的稳定。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食品价格不会全面快速上涨。当前我国居民的食品需求总体稳定,增长较为缓慢。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我国粮食产量对食品供给提供了基础性保障,生猪、蔬菜等重要食品生产受到了高度重视,生产水平和稳定性逐步提高。粮食等主要食品,如果考虑库存因素,总体是供大于求的。这一供求关系决定了食品价格不会全面快速上涨。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的消极影响。这一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抑制农民的务农积极性,阻滞农业生产发展,最后会导致食品供给短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因此,政府主动通过提高最低收购价格,适当弥补了农民务农收入增长偏低部分,稳定农民务农积极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带来农产品价格的持续温和上涨。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成本因素推动的食品价格上涨,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都有较为明显的反映。一方面这种价格上涨幅度不会很大,另一方面这种价格上涨是必须的,而且会长期持续,反映了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收入差距的调整。如果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农业生产,就必须接受这一调整。

另外,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不会特别大。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根本上取决于对这些产品的真实需求。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大,占全球经济比重高,这些国家需求变化主导着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恢复艰难,市场需求不振,政府扩大开支面临的约束增强,因此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增长缓慢。尽管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较快,需求增长较快,但不能主导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综合看,大宗初级产品的真实需求处于较低增长状态。美元增发及走弱,可能导致对大宗初级产品投机活动增加,但受到真实供求关系影响,投机活动将比较谨慎。总体看国际市场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不会普遍大幅上涨,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可以认为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不大。

资产泡沫的问题需要重视

目前,我国经济总需求将进入一个平稳增长期,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水平也将进入较低上涨时期。与此同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加快推进,会形成成本和改革推动的价格上涨压力。但一方面,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产生降低成本、降低价格的作用。综合这些情况,我国将进入一个价格总水平低涨幅、不同产品比价结构发生不断调整的时期。但是,在实体经济竞争激烈,利润空间有限,而游资数量很大的情况下,应高度警惕资产市场需求扩张,并引发严重资产泡沫的问题。

编辑:李力

惊曝:14元专家号 竟被卖到3000元

《半月谈》 201002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506字 本刊记者苏娅

编者按:百姓看病难,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热点问题。因此,新医改的重大举措与改革进程格外引入注目。然而,医改政策与措施出台了不少,但是百姓看病难问题并没有多大缓解,在部分大城市的大医院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在初诊的基础上,推进并完善三级转诊是新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缓解百姓看病难的治本之策。三级转诊制度落实得好,不仅可以使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被优化利用,而且可以保障患者医得其所。然而,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三级转诊的制度设计在现实中只是“看上去很美”,落实起来并不顺当甚至阻力重重。而这,正是百姓看病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福林,北京协和医院退休教授,风湿免疫科原主任,从事风湿免疫专业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等诊断和治疗有独到的见解,是国内最权威的风湿免疫科专家之一。为了让更多的患者看上病,退休返聘后,唐福林每周3天开设了普通、特需、夜间三种门诊,但他的号却一号难求。

患者:听听百姓挂号难的呐喊

北京协和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其知名度和权威性在全国首屈一指。

2010年9月23日,半月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协和医院西院。恰逢北京警方联合卫生部门开展打击号贩子行动,以往在专家出诊表前一站就围上一堆号贩子的情景不见了。门诊楼门口两侧台阶上依次堆满了各种占位置的物品,医院保安表示,免疫内科挂号最特殊,需要提前一天在他那里登记拿号,第二天再按照登记顺序排队等候挂号,中间还要点名,如果人不在即被取消挂号资格。记者焦急地四处走动,表现出想要挂号。这时,一名看起来不太像就医者的男子数次想过来搭讪,最后仍是没敢。

然而,在百度“协和医院吧”里,“代挂协和医院专家号131xxxxxxxx”“为您跑腿,替您挂号”等字样的帖子却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记者挑选了几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均表示,要谁的号都可以挂到,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只要提前把患者个人信息发给他们即可。根据医生挂号难易程度加价几百至数千元不等。当记者询问唐福林教授的号能不能便宜些时,一个号贩子说:“我们也不容易,就赚个跑腿钱,冬天冷夏天热的,现在又查这么严,逮着就拘留,抓进去多少个了,都没人敢干了。唐福林的号这么难挂,你还跟我讲价?”几番讨价还价未果,记者表示太贵了,还是自己去挂时,号贩子一改之前良好的态度,大声说:“实话告诉你,不从我这买,你永远别想看上病,号都在我们手里。我们的人多着呢,排队的都是,能轮到你?爱买不买!”随即挂断了电话。

号贩子的嚣张使得普通群众看病难上加难。9月23日晚11点,记者看到,此时本应没人的门诊楼前,长椅上、花坛里、台阶上、地上或躺或坐满是彻夜排队的病人。

9月24日早5点50分,协和医院西院内,准备挂号的患者早已进入了门诊大厅,仅半个小时,每个挂号窗口前,100人的“长龙”就又加长了一倍。一位排在第3个的患者表示,自己已经来了3次了,第一次早上5点来的,挂到自己这里就没号了。第二次早上4点来的,队伍在外面就已经排好了,到自己这里还是没有了。这次,他前一天晚上11点半就到了医院门口,蹲了一夜,4点30分保安开始放人,他终于排在前面被领了进来。他说:“看个病实在是太难了!”

医生:我们甚至在为号贩子打工

2010年10月28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协和医院西院对一号难求的唐福林教授进行采访。在门口,竟然见到一个“熟人”。上次想要跟记者搭讪的号贩子正坐在台阶上明目张胆地跟两名患者抬价:“不行,少于2000我们绝对不挂。”和一个月前风声较紧时判若两人。

在等待采访间隙,记者遇到了一位买号就诊的患者——山东的李女士她浑身疼痛,被丈夫搀扶着勉强靠在椅子上:“我花了2600元在号贩子手里买的唐教授的号,自己挂了一星期,实在挂不上,可是病不等人,吃住也太贵,不买咋办?”

唐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中午12点了。“抱歉,我一上午没动了,先去一趟洗手间。”唐教授的助理医生告诉记者,为了多看几个病人,几十年来他工作期间从不喝水,这样不用上洗手间,可以节省时间。他时常一次门诊看到下午三四点,看40几个病人。这个习惯严重损害了他的肾功能。

说起号贩子,唐福林教授深恶痛绝。“我的普通号是14元,特需号300元,而现在却被炒到3000元。那些号

贩子太可恶了,让我们的病人挂号难上加难。我已经退休,现在还给人看病,不是为了钱,只是因为我是医生。为了钱,我完全可以到其他私立医院去坐诊,钱比现在的一个月4300元多多了。现在,我是在给病人看病,可某种程度上说是在给号贩子打工。”

为了弄到号,号贩子不仅派人排队,还围追堵截唐福林,连上厕所时都缠着他,要跟他交朋友,请他吃饭,送他东西。“我不答应。搞不定我,他们就模仿我的笔迹造假,写得非常像,我经常看半天都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自己写的。后来我就改成签名加盖章,结果他们又照着刻了章,还是看不出真假。”不仅如此,号贩子还专门守在垃圾桶旁边捡患者扔掉的作废预约条,把有信息的那边撕掉,然后再找一张另一边干净的,拼成一张卖给患者。“一次,我的一个老病人拿着一张预约号来看病,我认识他,但不记得写过预约号给他,问他,他回答说买的,并有些鄙夷地说‘唐教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写预约号了’。言外之意是我自己写号拿出去卖,真是太冤枉了。”唐福林一脸的无奈。

“像我这个300元的特需号,只有25%的挂号费到自己手里,有的年轻医生拿到的还要少。我这么大年纪已经无所谓了,可是年轻人就不同。作为高风险和高工作强度的职业,在国外,医生的收入是很高的,但在国内,医生的收入不高,患者看病却非常贵,很多钱实际流入了号贩子手中。”面对猖獗的号贩子,唐教授表示,警方、院方包括医生本人一直都在想办法打击,但收效甚微。

建议: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

“其实,我看过的病人里,有Ⅳ10完全没必要跑这么老远、费这么大力气到协和医院看病的。”唐福林教授说,曾经有病人抱怨,说自己大老远来的,排好几天队,花300块钱挂了个特需号,你也不给我好好捏一捏、敲一敲,几句话就给看完-『。其实,这是因为他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主要是心理因素在作怪。有的病人从福建赶过来,非要挂我的号,说自己得了红斑狼疮,其实只是青春痘。这种盲目就医的例子不在少数.这不但加重了患者的负担,还造成了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

针对这种情况,唐福林教授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远程诊疗机制。首先,医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电视,对患者进行初步的诊疗,经过初诊,确认有必要到医院来看病的再来。有些复诊也可以通过远程诊疗完成,免去患者舟车劳顿,还可以节省一笔费用。

第二,大医院要与社区医院及专科医院建立联系,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应定期到社区和专科医院坐诊,为病人看病,并指导社区医生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第三,建立健全转诊机制。现在大医院的医疗资源都非常紧张,有些患者的病不必在大医院就诊,或者需要在其他医院进行诊治,就应该通过转诊机制转向社区或专科医院。“可惜我们现在这一块比较弱,几乎没有官方的转诊。对于需要转诊的病人,目前我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帮他们联系去其他医院诊治。当然,我只是建议,去与不去取决于患者及家属。”

第四,老教授对年轻医生实行传帮带,年轻医生应该是主力。“我们所有门诊的年轻医生都是医学博士,并已工作多年,都能独立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这是唐福林教授贴在诊室门上的提示。他认为,年轻人思维敏捷,知识更新快,水平并不逊于老专家。应该首先由他们进行诊断,实在疑难的病症再由老专家进行诊疗。这有利于年轻医生的成长,更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有的病人趁我上洗手间的时候追进去给我塞钱,这点非常不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病了,我当然会尽心尽力为你治疗。但你要塞钱给我,我就不给你看病了。医患之间应该真诚相待,互相信任。”唐福林经常对年轻医生说,如果我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患者,为他们着想,他们会对我们真正信任的。“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有的病人挂不上号又没钱治病,追着给我下跪,我走到哪他跪到哪。弄得我也要给他下跪时,他才肯站起来。这让我很心痛,我是医生,不是黄世仁啊!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以给你加号,甚至可以号召为你捐款,可是对每个病人都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医改,让老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

编辑:高远至

调查:看病难的背后 是转诊制度落实难

《半月谈》 201002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4940字 本刊记者熊润频吴晓颖叶建平/实习生 鲍晓菁

当前.我国医疗机构面临的现状是:患者就诊都奔大医院,导致大医院不堪重负,而基层医院则冷冷清清,其人员、设备闲置,资源浪费。百姓看病难.主要表现在到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看病难。为了保障优质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同时又保障患者医得其所,医改设计的解决方案是推行三级转诊制。然而,在很多地方,这一制度设计仅仅是“看上去很美”。转诊制度落实难是百姓看病难背后的重要原因。

三级转诊的制度设计好

所谓三级转诊,就是由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疗中心初诊或者抢救,需要进一步检查以确诊或者治疗的患者转入二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再根据病人的病情及医疗需要,将其转入三级医疗机构,通过充分发挥与居民贴心的家

庭医生的专长,根据病情对患者分流,使患者医得其所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降低医疗费用。

三级转诊制度是新医改方案的三大基石之一,其主旨就在于引导患者就近治疗,缓解看病难题。由于目前我国家庭医生制度极不健全,实践中,三级转诊往往表现为双向转诊,即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之间互相转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只要双向转诊实施得好,就能缓解百姓看病难。

10月27日,患脑血栓的成都市民高启祥老人在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陪同下,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由于事先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四川省人民医院建立的“绿色通道”提前预约好了医生和检查时间,高启祥当天在半个小时内就做完了检查。

高启祥是成都市构建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转诊制度后的一名受益者。2007年起,成都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区域医疗卫生合作模式,要求市内各城区的每家三级医院与该辖区内的几家社区医院“配对”“包干”。双方在转诊、就诊绿色通道,指导基层医疗技术、派专家定期临床教学,学术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把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基层。

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杨小广介绍说,在一些签约社区和医院,在社区就诊的患者如需转诊到大医院,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就诊,康复阶段再转回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实现“双向转诊”。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间互认检查结果,减少重复检查,并确保诊疗的连续性。此外,社区医院的患者可以提前预约该辖区内三级医院的专家号,一经挂号就纳入整体诊治体系,享受同质医疗服务。

家住青羊区万和路的张玲大妈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做完肠癌手术后,被转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大妈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内电视、空调一应俱全,环境条件一点都不比大医院差,医药费、床位费、治疗费还相对便宜些,仔细算下来,可省上千元费用。

大小医院冰火两重天

如果转诊制度落实到位,既能给患者带来实惠,又可缓解看病难。然而,在全国来看,真正能够有效实现转诊的地方不多。特别是在大城市,大小医院的门诊状况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仅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石景山区同心医院是一家一级综合医院,是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院内设内、外、中医、五官等科室20余个,属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11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石景山区吴家村,同心医院斜对面即是一大片居民区。按照“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原则,这座位于一大片居民区对面的医院应该是有不少居民来看病的。然而,记者在医院内走了一圈之后发现,挂号处没有人在排队,走廊里也没有候诊的患者,仅中医、口腔、妇科等少数几个科室内有一两名患者就诊。内科、外科等大部分科室内不是空无一人,就是只有医生们在闲聊。这种现象并非个别,甚至在二级医院和一些不知名的三级医院也是如此。

李大妈家住同心医院对面的重聚园小区,刚治完牙出来,她告诉记者:“开始我去过一回北大口腔医院,早上5点钟就得起床,还得让儿子请假开车,兴师动众的,自己也特累。后来我就到这来了,离得近、人少,医生态度也挺好。有个发烧感冒的,就别往大医院挤了。不过要真是有什么大病,肯定不敢在这看,还是得去大医院。”

记者在医院墙上的宣传栏里看到,同心医院每周有3天会有三O-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院坐诊。知名医院专家到小医院坐诊,按理说是件非常好的事,然而当记者在挂号处询问是哪位专家来坐诊时,挂号处工作人员却告之:“我们这没有专家坐诊。”记者问:“上面不是写着吗?”答:“没有。”

与小医院的冷清形成强烈对比.大医院的门诊挂号大厅几乎水泄不通。就在去同心医院的前几天,记者在三O一医院看到,挂号大厅里人声鼎沸,排队挂号的患者把宽敞的挂号大厅挤得只留下一条能通过1人的狭窄通道,不少患者或蹲或坐,显得十分疲惫。一位河南的患者告诉记者,他来京一周.已经两个晚上蹲守在三O-医院门口了,希望这次能如愿以偿地挂到专家号:“闺女高烧半个多月不退,在俺们下边的医院啥也瞧不出来,人家说只有这里的专家能看,说啥也得挂上号啊!”

三O一医院如此,北大医院、同仁医院、阜外医院、友谊医院等名牌大医院莫不如此。 基层医院缘何不被信任

“患者都倾向于到具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就诊,改变人们固有的就医习惯、思维定式需要一个过程。”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杨小广说,通过价格杠杆、政策措施引导市民有头疼脑热的小病在社区医院首诊是个良方。最为重要的是,社区医院要有高水平的医生作为保证,苦练内功提高医疗水平,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技术、设备力量薄弱,多数患者对其难以信任。

安徽省立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胡长路从事肿瘤专科治疗和研究长达25年。他说,近几年,很多县级的医疗机构都开设了肿瘤内科,然而绝大部分医生都是从其他科转过来的,缺乏肿瘤治疗经验。他就接诊过一些在小医院治疗失败,病情被延误的病人。

“曾经有一位患了淋巴瘤的病人在省立医院动了手术,之后回到当地医院治疗,过了一阵子回到我这儿复查时,病情恶化得很快,我一看当地医院的处方,化疗药物的剂量连标准剂量的一半都不到。”胡长路说。

安徽省定远县卫生局局长秦步也坦承,村级卫生室的功能定位是“群众健康守门人、顾问和健康参谋”,但从

实际情况来看,村级医疗机构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以我县陶铺村为例,该村卫生室为附近3300多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仅有一人为执业助理医师,其余3人均为乡村医生。

在城市社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成都市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静说,这么多年来,医院没招进一位全科医生。很多高校生觉得在社区医院工作条件差、待遇低、业务水平提高慢,不愿在社区工作。基层医院不仅引进优秀人才难,留住一些技术过硬的医生就更难。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杨金侠教授是从事新农合和医改研究的专家。她认为,三级转诊的薄弱环节在基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她介绍,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很多服务于社区和基层的全科医生,一名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首先要以全科医生的身份去基层服务若干年,然后才有资格考取专科医生执照,进入大医院工作。

杨金侠说:“目前我国医学院培养的都是专科医生,上世纪90年代首都医科大学曾经招收过全科医生专业的学生,但是毕业之后他们并没有下到基层,究其原因就是基层医生的待遇差,工资低,工作环境艰苦,晋升机会也少。因此,目前我国的基层医疗服务主要由低水平的助理医师或乡村医生承担。”

专家建议,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力量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引导群众树立“小病不出社区”的科学就医观,使“首诊制”在制度和机制上得到保障。在国外,到大医院看病的人都是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诊过去的。这种社区医疗机构的“首诊制”起到了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作用,我国应该多加借鉴。

医保不配套对转诊形成制约

《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发挥社区卫生服务在医疗保障中的作用。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引导参保职工到社区就诊。”

然而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好。北京协和医院的唐福林教授说,到他那里就诊的病人中,有1/10的人是根本不需要到协和医院的,在基层医院完全可以治疗。协和医院另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如果唐教授有一成的病人是没必要到他那里就诊的,那么我们医院别的科室这个比例就更高。患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必要来的病人多了,必然挤掉其他人的机会。这也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他建议,我国的医保制度设计应该与医改配套,与三级转诊的目标相吻合。例如,可以发挥医保报销的杠杆作用进行调控,引导患者首先到社区医院就诊,避免盲目涌向大医院。

与此同时,医保还存在由于统筹层次低,使患者难以转诊的问题。

安徽省安庆市市民丁岳告诉记者,他从2008年开始就因胃溃疡跑遍了当地的定点医院,两年间做了八九次胃镜,一直遵照医嘱吃药,并且先后住院两次,但是今年10月中旬住院后的检查结果却让他非常震惊:原本胃腺体中度不典型性增生发展到了重度,并且产生了癌变的印戒细-胞。当他提出转诊要求,主治医生的答复是:“我们医院没有资格给你开转诊证明。(安庆市宜城医院)除了烧伤科等几个科室外,其余科室都没法开转诊单,只有安庆市立医院和第一人民医院才能开。”

“我们的医保只能在当地几个定点医院用,要想转诊,真的很难。没有转诊单,出院回去后社保中心就不给报销。城镇居民医保的一卡通在异地转诊行不通啊!同一个病房的农村病友都可以带着新农合来大医院报销,我们怎么就不行呢?”丁岳心里充满了疑问。

事实上,与丁岳一样因为医保报销问题而转诊受限的城镇居民不在少数。安徽省立医院医政专家对记者说,由于新农合基金是由卫生部门统一管理,有统一的支付平台,目前省立医院异地报销的新农合病人已接近70%: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各地社保局管理,各地自行统筹,政策差异和筹资水平都不同,支付平台仅在合肥等少数几个区域内实行,前来申请异地报销的城镇居民寥寥无几。

利益分配机制缺失掣肘转诊

新浪博主“魔域情尸”在2009年的一篇博文中自曝,“三级转诊这个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屡屡出现新问题”。

他说,他们医院曾经从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中拉回一名严重外伤的病人,“按照我院人员和仪器的配置是无法处理这样严重外伤的,本着对生命负责的精神,我认为应该及时转入上级医院治疗。可是,医院也要生存啊,所以医院硬是压住不准转诊,而是从别处请来相关专家在我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但当严重的术后并发症袭来的时候,“我院病区的医护人员惊恐万状,束手无策,医院这才同意转入上级医院治疗。然而,患者还是死在转院途中,终年24岁”。

“魔域情尸”说,同样令人痛心的事情并不只发生在一家医院,他在外进修期间,在上级医院看到了更多类似的情况,“很多被转上来的病人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在基层医院看病花钱不少.疗效不佳的屡见不鲜”。“一个19岁的小伙子摔伤了头部,在当地县医院清醒一天后突然昏迷,当地县医院拒绝转院要求,最后却在病人生命现象快要消失的时候,把病人转到了上级医院。我们忙碌了整整一夜,可小伙子最终还是没有醒来”。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双向转诊的医院之间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确实是转诊制度运行不畅的一个深层原因。 “在政府财政拨款有限、内部经济指标考核压力下,医院角色很容易发生扭曲。”一位基层医务人员对记者坦

言,目前我国尚未对转诊指标进行量化分级.什么病症、什么时间该上转还是下转都没有详细规定,全靠医院自己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受经济利益驱动,如果医院的病床闲置,又怎么会主动给病人转院?“另外,基层医院往往‘吃不饱’,有病人来就诊,怎么会轻易往外转呢?”

针对这一问题,杨金侠等专家建议,首先应加大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力度,保证其公益性;其次是建立健全转诊医院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双方能够良性互动。

编辑:苏娅高远至

巴西和印度怎样为病人转诊

《半月谈》 201002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813字 本刊记者杨立民唐昀

巴西和印度是近些年来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国家,与各自国内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医疗资源还是相当有限。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明显,使得普通百姓看病也成为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巴西从1988年开始建立面向全民的“统一医疗体系”,印度则通过政策鼓励私营资本向基层医疗需求倾斜,这些举措为推动医疗资源合理利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分区分级双向转诊

记者在巴西圣保罗机场碰到过一个活泼可爱的土著小女孩埃琳娜,她住在亚马孙州一个偏僻的农场,家庭贫困。因为经常晕倒,她到离农场近百公里的社区医院看了几次,但都没看出什么名堂。社区医院决定让她转院到市镇医院就诊.经过三次复诊,医生诊断她患有心脏病,经过治疗仍不见好转。市镇医院经转诊中心把埃琳娜转到州立医院,州立医院很快确诊她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右心瓣畸形,由于病情比较特殊,建议她转院到圣保罗的圣安娜心脏中心。鉴于有三级医院看病的病历,圣安娜医院5天后就对她进行了手术,两个星期后就痊愈出院了。这便是巴西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统一医疗体系”。

这个体系由全国所有的公立卫生站、医院、大学医院、实验室、制药厂、血库、医疗科研机构,以及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聘用的私立医疗机构组成,由卫生部、州卫生厅和市卫生局统一领导。体系规定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保障公民健康的责任,特别要加强市政府在医疗卫生管理方面的职能。同时,各级政府都建立有公民代表参加的医疗卫生委员会,参与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分区分级”是“统一医疗体系”实行的治疗原则。居民看病必须先到所在社区的卫生站,如果医治不好,再根据病情分级转向设备和医生水平较高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同样,为了有效利用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对不再需要在大医院住院的病人,大医院在确定治疗方案后,经过转诊中心再让病人回到社区,由社区医院医生按大医院医嘱实施治疗。

“分区”原则的好处是便于医疗机构随时了解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及时防治传染病和流行病,控制病源,开展健康教育。“分级”的好处是可以合理配置人力和医疗设备,节约开支,避免患者不管病大病小都到大医院就诊。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如今“统一医疗体系”已覆盖巴西90%的人U。 印度:发晨基层私营医院

在印度,私营医疗机构占到医疗机构总数的80%。一些私营的医疗机构创造了连锁社区医院等形式,既改善了基层社区医院的质量,也部分地方便了内部转诊。

为了让6亿尚未享受医疗保险的农民也获得医疗服务,印度最大的连锁医院阿波罗医院正积极开展“阿波罗抵达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在农村地区推广自己的医疗保险,农民只需缴纳不到10美元,即可获得阿波罗医院高端医疗服务;二是利用I1r技术开展远程治疗:三是在二、三线城市设立医疗站。

医院创始人普拉达普·雷迪认为,在偏远地区铺设医疗网点可以为病人减少一半费用。目前,这样的医疗站已有7个,未来18到24个月内将再添25个,最终实现每个地区首府都有一个阿波罗医疗站。医院发言人还说,该计划如果成功,将向其他医院推广。

美国哥伦比亚亚洲公司崇尚“麦当劳式”服务理念:省钱、高效、统一。它目前已在印度二、三线城市建有十多家连锁社区医院,并有意进一步拓展市场。社区医院隶属于一家核心医院,遇到病情较为复杂的患者,可以通过转诊,到核心医院接受治疗。

各社区医院拥有完备的综合医疗信息技术系统,所有病例和实验数据均数字化存档,向连锁医院所有医生开放。这种联网式管理模式,不仅提高了治疗效果,而且把治疗成本降低了15%到20%。

发展社区医院规范就诊流程

要推进转诊制度的实施,就需要发展基层医院,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包括医生与医疗器械分配;也需要设立转诊中心,规范转诊流程,对医院接诊实行严格监督。

在巴西,由于卫生部在拨款时重点照顾社区医院的资金投入,因此巴西社区公立医院也有较先进的医疗设备。同时,卫生部规定,医学院本科毕业生要在农村或边远地区服务2年以上,才能到城市医院就职或开私人诊所。因此,在农村或边远地区也有大量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医生。为避免患者在大医院就诊的拥挤,巴西政府还为低收入者

设立了带有福利性质的“大众药店”,患者只需用医院处方便可在药店内买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以上的药品。

在印度,不少地方的健康管理研究学会利用已有医疗网点,开展流动医疗服务,从公立医院派遣医务人员送医下乡。一些私营医院也会将医生下放到社区医院锻炼,积累诊断经验。美国哥伦比亚亚洲公司在印度建立的10多家社区医院中,基本没有“名医”,但全部850名医生都训练有素,其中1/4有海外工作经验。印度海德拉巴有一个名叫“生命之春”的连锁医院,专门帮人接生。在这里剖腹产的费用只相当于大型私立医院收费的1/5。医院通过各种服务手段吸引病人以实现规模效益,每周收治22名到27名病人,是其他私人诊所的5倍。由于手术做得多,医生的经验更加丰富。

除了加强社区医院建设,规范就诊流程同样重要。在巴西,社区卫生服务站首先要提供首诊和急诊服务,承担常见病、多发病治疗任务,对老年人慢性疾病进行随访治疗和分发药品。其次要提供临床观察和转诊服务。对于病情较为严重的病人,社区卫生服务站要及时报告给转诊办公室,由转诊办公室联系并安排适当的上级医院就诊。没有下级医院的转院证明,上级医院概不接诊。为了减轻大医院的压力,病人转院后,如果大医院认为该病人能够在下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治疗,可以把病人退回到下级医院或社区:或者由大医院的医生到社区兼职管理病人,以减少病人在大医院的住院时间。对于临时转不走的病人,留在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临床观察治疗。对于一些类似于糖尿病患者的病人,在大医院确定治疗方案后,回到社区医院进行治疗时.医生还会经常到社区指导患者。

为规范操作,巴西还在每个城市设立了转诊中心,直属当地卫生局.人员编制和财务支出全由卫生局负责管理。需要转诊的病人,由转诊中心派出救护车送到转诊中心确定的上一级医院,对危重病人,转诊中心通知上级医院派医生、护士和救护车来社区医院接病人。严格的就医流程和转诊制度使巴西的卫生资源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利用,避免了病人到处求医而不得要领的问题。

此外,实现患者与医护人员信息资源的共享也为双向转诊的实现提供了便利。巴西卫生部1999年开始引进信息技术,建立市、地区、州和联邦四级计算机网络。患者原来的纸质医疗卡改换成名为“全国医疗卡”的磁卡。通过这套系统,卫生主管部门可以准确了解各地和各医院接诊的病人数量,药品的使用和需求,每个医生的业务水平和工作量,以便更合理地分配资金、采购药品和培训医务人员。

编辑:王鹏权

广东压缩药价虚高动真格

《半月谈》 201002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807字 本刊记者陈冀

作为全国医药价格改革的试点省份.广东省积极创新药价定价机制,坚持阳光定价、民主决策、动态管理的原则,严格履行一系列规范程序,近年来,连续20多次降低药品价格,累计降价金额达50亿元,有效压缩了药价虚高空间。目前,该省还将在全国率先推出药品价格“三控”管理模式,即控制药价最高零售价、实际供货价和流通差率,以实现对药品价格的全程监管,切实降低医药费用。

“阳光定价”公开透明

据介绍,我国药品价格实行的是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政策。目前纳入政府定价药品的数量约为2700多种.约占市场流通药品的20%。近年来,广东省降低药品价格针对的就是政府定价药品。

广东省物价局局长孙庆奇表示:“广东省药品定价在科学性、合理性和透明度上得到显著提升,得益于一系列公开透明、严格规范的程序保障。”在广东,由政府定价的每种药品价格都必须严格履行网上申报、成本调查、征求意见、专家论证、集体审议、社会评议、跟踪调查等一系列规范程序,其中有几个关键环节对监控价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家论证。广东省专门成立了由1200多名临床医学、药学、经济学、统计学、知识产权、药品注册管理等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库,每次开展药品定价都从1200多名专家中随机抽取若干专家,临时通知参与论证,论证过程全封闭进行。

——集体评审。由18个单位21个委员组成的医药价格评审委员会,对专家论证结果进行评审,评审方案须经2/3以上委员表决同意方可通过。对药品定价方案存有较大意见分歧的,原则上须重新提交审议。

——公开评议。经医药价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药品定价方案,一律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根据社会各界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广东省物价局综合处处长吴祖艳认为:“所有定价方案在向社会公开过程中,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同业竞争者,他们是最好最专业的监督者,这种做法,提高了定价工作的精准率,也使药品控制在合理价位。”

——跟踪评估。广东对药品定价实行动态管理。药品定价方案实施一段时间后,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开展跟踪调查或者政策评估,根据药品供求、成本等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校正药品价格。

“严厉三控”全程监管

记者从广东省物价局了解到,广东还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药品价格管理新规,对省内销售的属于政府价格管理范围的药品,由主要针对零售价的“一控”变成更加严厉的“三控”,即控制其最高零售价、实际供货价和流通差率,

以实现对药品价格的全程监管,特别是通过加大对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力度,控制流通环节的利润空间,切实降低医药费用。

第一控,控制最高零售价。凡在广东省销售属政府价格管理范围的药品,不同厂家生产的同通用名同剂型规格药品的价格,必须严格控制在最高零售价以内。

第二控,控制实际供货价。凡到广东市场销售的政府定价药品,在上市销售前,由生产经营企业通过广东省药品价格管理系统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备该药品在广东市场销售的供货价(含出厂或口岸价);供货价由企业自定,但不得超出药品最高零售价格,报备后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得随意变更。

第三控,控制流通差价率。根据广东的实际,统一制定药品流通差率(包括配送费率、差别差价率)。批发企业按实际购进价格依次顺加规定的配送费率或差价额确定实际批发价格,整个批发环节累计顺加不得超过累计费率(差价额),批发企业从生产企业购进药品直接销售给零售企业的按不超过累计费率(差价额)执行。如每瓶价格在500元以下的药,批发环节累计加价不得超过8%~33%.零售环节加价不得超过8%~25%。

“三控”药价的做法引起全国药业的广泛关注。上海一家药厂的市场总监认为,这一药价管控方式从原来的流通环节管制转变为从过程总费用等费税角度来监控,特别是抓住了流通环节利益链条的源头,对批发环节配送费率和累计配送费率实行上限控制后,配送药品过程中转手次数减少,可以压缩药品流通环节不合理的营销费用。新的管理模式将防止药品价格虚高,使药品价格更加趋于合理,有可能成为今后药价管理的主流模式。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医改试点省份,广东将在保持大多数药品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前提下,逐步扩大政府价格管理的药品范围,对原属于市场调节价格的常见病处方药实行最高限价管理。 建言“十二五”基层干部谈城镇化建设

《半月谈》 201002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865字 本刊记者刘彤 张展鹏 曹国厂 城镇化建设土地从哪来

河北省任县县长关峰: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稀缺越来越成为制约城镇化进程的瓶颈。我县的做法是,通过新民居建设节余出大量土地,使现代农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有了广阔的空间,这就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

以天口乡北定村为例,这个村是橡塑制品聚集区,村内企业达85家,虽然工业比较发达,但村里可利用的土地非常少,除了已入驻园区的规模企业外,村内还有50多家家庭小作坊。这种家庭式的生产模式,不仅影响环境,也无法做大做强,不能发挥吸纳更多非农就业的作用。现在通过新民居建设,置换出的土地用于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为企业扩大发展规模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经过测算,通过整体规划组团联建,全县6个联村共建示范区建成后,可节约土地4000余亩,将有效缓解项目建设和城镇建设用地紧张问题。当然,针对这种做法现在存有争议,但这主要不是这种做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实施过程中忽视农民利益造成的。我认为,只要操作得当,完全可以做到多方共赢。

要保障进城农民工的权益

陕西省安塞县王家湾乡副乡长王汉成:在农民进城之后,应该有效保障他们的权益,这样才能促进城镇化的不断发育成长。就此,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是集中居住,统一管理。结合城郊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郊的农民工居住区登记造册,发挥小区农民工居委会的作用,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有人管、情况有人知”。

二是城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应给予农民工代表一定份额,保证“责任有人负、建议有人说”。

三是成立农民工信访接待办,确保“进城农民工诉求有人听”。在具体的操作上,还要确保信访工作部门的管理,以明确责任,防止“龙多不治水”的推诿扯皮现象。

四是把法律援助与公益事业相结合,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五是定期组织安全知识宣讲,并建立专门的农民工职业技术学校,引导并指导农民学习电焊、汽车修理等实用技术,减少事故发生,提高农民素质。保证他们在城镇待得住,生存好。

以县为基础,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陕西省陇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宝玉: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认为,这项工作应该以县为基础来加以推进。

县一级处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的结合部,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有着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一是县域劳动力资源丰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低。二是县城住房、教育、医疗等费用明显低于大中城市,农民进城落户成本低。三是县域经济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农民进城就业成本低。四是县域城乡文化同根同源,城乡文化差异小,农民进城后文化心理落差低。

因此,编制“十二五”规划,要把县一级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平台。一要把城乡公共服务投资重点放在县域。加大县域公共服努设施投资力度,支持县城、特色镇、中心村完善公共设施,提升服务功能,引导农民有序流动。二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重点放在县域。制定产业扶持政策,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县域集中,为农民就近转移创造条件。三要把城乡一体化配套政策的立足点放在县域。认真研究,配套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县域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就业一体化发展。

让农民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江苏省苏州市周庄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袁美生:周庄原本是以旅游经济为主,现在又在发展传感器产业和创意产业,农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比还不到一成。目前周庄有10个行政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一亩,这两年土地流转后,几乎都不种田了。所以总的来看,周庄的城镇化还是发展得比较快,下一步,是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通过拆迁和重建,让农民的生活形态与市民一致,这是城乡一体化的第一步。真正的城乡一体化,是让农民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比如说,现在农村也逐渐开通了公交车,表面上看已经与城市同步,但城里可能5分钟一班车,而农村要半个小时以上,这个差距还应该缩小。

城乡统筹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注意:许多农民习惯了乡村生活,住进小区后,有人还会去种菜甚至养鸡,所以.在安置小区要加强人性化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来关心这些“新市民”的心理状况,让他们从生活到理念逐步融入城市。

编辑:高远至 两部新法的百姓看点

《半月谈》 201002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677字 本刊记者何晏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10月28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两部法律与百姓的关联度非常高,群众也非常关注。

社保立法带来民生实惠

经过四次审议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了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这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首次就社保制度进行立法。从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明确养老保险可以进行转移接续,到要求建立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制度、加强对百姓“保命钱”的监管??社会保险法的通过和实施,关系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必将对我国社保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产生深刻影响。

如何进一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鉴于目前各地已基本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社会保险法在表决前的“最后时刻”就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作出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具体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如何使社保制度能够真正覆盖到流动人群特别是农民工群众呢?2009年,国家专门出台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提出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就业所在地。

此次通过的社保法以国家立法形式将这一政策上升为法律。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

法律还同时规定了基本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问题:“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社会保险法还强化了用人单位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同时规定了对用人单位不缴纳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

针对欠缴社保费的现象,法律也规定了极有操作性的刚性应对措施: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划拨;同时,未提供担保的,还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扣押、查封、拍卖措施,抵缴社会保险费。

从社会保险法中我们还看到,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不偿还的可依法追偿。

社会保险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重点对社会保险的原则、各险种的覆盖范围、社会保险待遇项目和享受条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各项社会保险的缴纳领取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是对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

据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与监督、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法规,启动修订失业保险、社会保险征缴和社会保险监督检查方面的法律和规章。

扎实推进基层民主

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共六章四十一条,分别为:总则、村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及附则。

民政部副部长姜力表示,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城乡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在总结村民自治实践基础上,对原村委会组织法进行修订。特别是经过7次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各地探索出了一些能够切实保障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经验和做法,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把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固化、深化。

针对村委会选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法律明确,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其当选无效。

为从源头上遏制贿选等违法违规行为,法律还对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作了规定。法律明确,选举村民委员会,由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村民提名候选人,应当从全体村民利益出发,推荐奉公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村民为候选人。

同时,法律还对村民选举委托投票等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

今后,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选举期间外出不能参加投票的,可以书面委托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公布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名单。具体选举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

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二十日前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公布。对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有异议的,应当自名单公布之日起五日内向村民选举委员会申诉,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公布处理结果。

目前,在一些农村地区,所有事情都由几个村干部说了算,权钱交易、暗箱操作等现象多被人诟病。为此,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规范了村务公开。

法律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同时将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情况等纳入对村委会成员的审计事项。

村民委员会的任期问题也是法律审议过程中的一个热点。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决定村委会任期仍维持三年不变。

此外,对于村民委员会支持和组织村民发展经济的相关规定也是本部法律的一大亮点。法律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按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修改后的村委会组织法着眼于规范程序、完善制度,主要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完善,突出了法律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一些法律专家表示,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实施,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基层民主,而且将为中国深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其他领域的民主政治进程积累经验,打好基础。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编辑:苏娅

专家解读学前教育新政

《半月谈》 201002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913字 本刊记者吴晶

明确开出“任务书”

国务院常务会议开宗明义指出:学前教育仍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师资队伍不健全,一些地方“入园难”问题突出。

“这种判断表明中央政府已对‘入园难’问题有了清晰判断和高度重视,可谓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作为破解“入园难”的“任务书”,“国五条”包括“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强化对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的指导”“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学前教育管理”。

“这些措施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表述一脉相承,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熊丙奇说。

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独生子女数量增多,社会对专业化学前教育需求日益强烈,但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入园难”“入园贵”“入园差”等问题由此产生。2009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也只有74%。

在城市,具有较高质量的普惠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较少,相对优质的民办幼儿园根据市场需求收费高涨,“入

园贵”抱怨不绝于耳。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有近2/3的农村幼儿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教师大多缺乏专业培训,“入园差”的现象十分普遍。

针对城乡“入园难”的差别化问题,“国五条”首先在增加资源上下工夫,提出“城镇小区要按照国家规定配套建设幼儿园”,“从今年开始,国家实施推进农村学前教育项目,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乡村幼儿园建设”。在“入园贵”问题上也有举措,如“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服务”“加强民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坚决查处乱收费”等。

落实“国五条”仍有多道槛

熊丙奇认为,“国五条”触及许多深层次问题,若要真正贯彻落实仍面临很多问题:如果不能规划好学前教育发展,幼儿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就比较低,幼教专业和院系设置较少、报考人数不多的局面就不会改变:如果缺乏对幼儿园内部管理的监管细则,有些追求市场回报的民办幼儿园就未必会遵照要求,对园长和教师进行培训:如果“择校风”刹不住,幼儿园也不可能“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熊丙奇说:“必须促使各级政府真正担负起发展学前教育的职责。”

当前,造成我国学前教育短缺的首要原因是投入不足。我国的幼教经费仅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以上。

“国五条”要求: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

然而,一如义务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遭遇的问题,经费倾斜能否落实、不落实怎么问责,这些问题依然是悬念。 2006年,我国把“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写进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2008年,得益于财政保障机制的改革,中国在城乡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真正实现了让每个孩子“有学上”。

目前,北师大学前教育研究所正致力于“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保障研究”的课题。虽然不少专家都表示从现实与能力两个层面来讲,学前教育要纳入义务教育“暂时”没有可能性,但也不否认这“只是时间问题”。

长效机制是关键 ’

针对媒体频繁曝光的幼儿园无证办园、质量堪忧等问题,“国五条”提出要“严格执行幼儿园准入和年检制度”“分类治理、妥善解决无证办园问题”。

熊丙奇建议,在公办幼儿园无法一次性满足入园需求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首先投入资金,帮助民办幼儿园改善办学条件、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使这些幼儿园转变为合格的学前教育机构。

根据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的调研分析,当前,我国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差距显著,2007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农村只有35.6%。

今年7月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在10年内,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在这一远景目标的框架内,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科学测算人园需求和供需缺口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分解年度任务,落实经费,有效缓解“入园难”问题。

熊丙奇说,学前教育短缺的现状,与过去一段时期政府有关部门对生源情况缺乏预测、对幼儿园建设缺乏长远规划有关。为了做好长远规划,政府倾听民意、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很重要,包括怎样布局、怎样对学前教育机构进行管理,都要广泛征询意见。

编辑:王秀真

以创先争优活动推动科学发展

《半月谈》 201002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873字 李世贵

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南京化工园区坚持“紧贴实际、注重实践、务求实效”的思路,与推进园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紧密结合,努力把创先争优活动的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新成效。

瞄准“三个提升”,力求跨越发展

南京化工园区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动力,用“三个提升”促进跨越发展。

提升发展目标。南京化工园区成立于2001年10月,是南京惟一一家经国家批准、以发展现代化工为主的特色工业园区。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动力,园区提出“三年再上新台阶,六年实现新跨越”的奋斗目标,力争到2012年进入千亿级产业基地行列,到2015年区域工业销售收入突破300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进入全省开发区“第一方阵”,产业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与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同类园区前列。

提升发展标杆。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园区深入开展“产业发展学习上海化工区、自主创新学习无锡高新区、结构转型学习昆山开发区”的“三学”活动,切实转变传统招商模式、建设模式与资金运作模式,学先进赶先进,奋起直追。

提升发展能力。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园区深入开展争当“发展标兵”活动。通过开展这一活动,园区基层

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学有目标,赶有方向,营造出“争先进、创优秀”的良好氛围。

力求“三个突破”,推进转型发展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推动园区科学发展,关键要落实到转型升级上。为此,南京化工园区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在高端制造业发展上求突破。在园区现有乙烯、醋酸、氯化工三大优势产业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通过产品精细化与循环经济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产业链高端提升。同时,紧紧抓住国家扶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机遇,以现有传统上游产业的原料集聚优势为基础,着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电子化学等新兴产业。到2015年,产品精细化率将达到70%以上,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世界级石化先进制造业基地。

在高端服务业发展上求突破。南京化工园区自成立以来,着力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转移,着力推动优势产业集聚,着力发展高附加值延伸加工项目,使园区成为南京石化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有效提升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当前,围绕调轻调优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能级提升,园区重点扶持以化工电子商务、供应链服务外包为代表的生产型服务业发展。力争到2015年,化工产品物流总量突破5500万吨,化工产品交易额突破500亿元,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化工产品物流基地。

在循环经济发展上求突破。进一步强化以企业为实施主体、以节能减排与资源综合利用为主要目标、以清洁生产、产业链发展为主要途径的循环经济推广工作。力争到2015年,实现主要环境排污指标与能耗指标较现有水平下降20%以上,成为国内生态环境最好的化工园区之一。

打造“三个基地”,谋求创新发展

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是南京化工园区的不懈追求,也是创先争优活动的主要落脚点之一。

打造绿色化工研发基地。积极开展与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在环境科学与绿色低碳经济领域的科研合作,着力打造联合研发中心和绿色化工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打造国内一流的绿色化工研发基地。

打造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依托区内产业平台优势,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引导,积极争取区内企业建设各类技术研发机构,力争在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到2015年,实现区内5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或研发机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少于30家,跨国公司区域性研发中心不少于15家,形成国内一流的化工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

打造化工信息软件研发基地。依托南京市“千企升级计划”,进一步加快园区“两化融合”进程,用信息技术推进园区以及企业的工艺升级、管理升级与供应链升级。积极筹建化工信息软件研发基地,力争在节能降耗、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方案解决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具特色的化工信息软件研发基地。

今后5年,南京化工园区将以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友好的“绿色化工”,具有世界影响、全国一流的化工园区为奋斗目标,着力突出石化传统产业在技术进步与环境质量提升基础上的优化升级,着力强化新材料、生命科学、高端精细化工等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培育扶持,努力建成现代化一流工业园区。

编辑:王秀真

媒体解读十二五:“增长”向“发展”转变不简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了今后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全会公报指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预示着“十二五”时期中国的改革攻坚步伐将明显加快向纵深推进。

中央电视台:“十二五”规划建议最鲜明特征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认为,“十二五”规划建议最鲜明的特征是,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是这次规划建议最突出的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早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身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提出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时,把这一提法的“增长”改为“发展”,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各地也进行了多种实践,但此次为何仍然要作为主题、主线提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卢中原认为,从2003年以来,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经过“十一五”规划的实践和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积累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使大家进一步反思。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要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感,因此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建议鲜明地提出“十二五”规划纲要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应该说是切中要害,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新华社:从“增长”到“发展”不仅是字面改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是字面的改变。他指出,原来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至少扩大至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3个方面。 新华社题为《“十二五”:冲破中国发展瓶颈的关键》的文章称,发展不同于增长,绝不能只看速度快慢、规模大小、一时得失。发展如果不科学,路就会越走越窄。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撰文认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引人注目地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这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也是时代的要求,事关“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本质要求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我国发展水平总体还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相当突出。

文章认为,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谋划“十二五”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总之,要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加符合经济规律、科学规律、自然规律,把我国建设成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各族人民美好家园。

中国之声:未来五年异常关键

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解读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表示,今后五年将是中国的关键时期、攻坚时期和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未来五年不仅仅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更是未来十年,乃至未来40年的发展基础。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50年,也就是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基本实现现代化。

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五年异常关键:十一五期间,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十二五开始,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将迈向高收入国家。目标孜孜以求,但是面临的挑战也非同一般,所以辛鸣将十二五又形容为攻坚时期。他认为,中国过去管用、好用、能用的发展方式、理念已经不再能用、甚至不再敢用,我们中国社会要从熟悉了的、习惯了的、做顺手的,转变到新的发展方式,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是不容忽视的经济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开始影响世界的经济结构甚至生活方式,辛鸣强调,这意味着我们拥有巨大的机遇:“中国在十二五的时候,由于我们拥有广阔巨大的市场,由于我们可以利用结构调整迸发出的巨大活力,能让我们中国在未来五年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南风窗》:“十二五”面临太多的转型

《南风窗》撰文认为,如果说前11个五年规划的主题都是“国富”,提高经济总量,第12个五年规划的主题则应该转为“民强”,让民众共享改革成果。所以“十二五”面临太多的转型: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等等。能否真正告别GDP崇拜,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否启动等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已经变得举足轻重。“十二五”面临的是一场更加广泛而深刻

的变革,将撬动一场深刻的利益关系调整,是中国改革的再次出发。“十二五”时期是中国改革能否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是否成功,中国会不会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是中国改革的大考。

“十二五”发展 “五个坚持”是脉络

关键字:五个坚持;十二五;关建中;构建和谐;

再过五年,我们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随着“十一五”的即将结束,“十二五”规划开始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昨日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新华社及专家学者对五中全会公报中有关“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内容进行了解读。

“十二五”目标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会对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明确定位。 全会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明确提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这是一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我们党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行动纲领。目标清晰,催人奋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说。

“十二五”主题:科学发展

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引人注目地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这是“十二五”规划建议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也是时代的要求,事关“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全会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方向。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本质要求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央党校副研究员郑权说,发展不同于增长,绝不能只看速度快慢、规模大小、一时得失。发展如果不科学,路就会越走越窄。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十二五”主线:转变发展方式

为了进一步明晰如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围绕“五个坚持”,全会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目标——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卢中原说:“‘五个坚持’就是五条脉络,如果我们把它抓好了,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也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贯彻。‘五个坚持’按照我的理解,它体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跨越危机、引领未来,这是一个特点;再有就是突出重点,攻坚克难,这里头有改革的意思;第三个特点就是协调发展、惠民利民,最终要落到老百姓民生的保障和改善上来,这是落脚点。”

“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说。

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理由相信,中国必将迎来经济结构更加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新局面。

关键词 民生工程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会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了新的要求。 “十一五”期间,无论是经历经济的“寒暑”,还是直面灾难的冲击,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50多次会议,其中许多议题涉及经济、民生问题。

全会对中国进一步推进“民生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目标——

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所谓发展不是简单地看GDP。在转型发展中,老百姓更看重的是收入增长、是福利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

关键词 经济转型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全会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同时,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改革开放3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更在今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我们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中7.5%的增长目标,成就了‘大国梦’,但在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上却明显吃力。”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低碳绿色经济的硬约束目标,正迫使中国必须放缓经济增长的步伐。为此,学者们建议,十二五期间中国GDP增速目标宜设定在7%-8%左右。其中,中信证券最新报告对“十二五”规划前瞻中也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将从“十一五”的7.5%调整为“十二五”的7%。

分析人士认为,面对庞大的人口和经济基数,中国要将传统资源消耗以及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到深耕细作,在结构转型和生产方式上的转变显然不能只停留在纸上谈兵。“最为科学的办法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GDP能耗降幅等。”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说。

18日,中国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与科技装备司副司长黄鹂公开透露,中国计划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降低31%。在此之前,中国有官员表示,今年底将实现单位GDP能耗较2005年下降20%的目标。这对于渴求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无疑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促进消费

选择科学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让很多专家眼前一亮。 “这与以往强调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有新的变化,更加强调了消费的重要性。”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裁关建中博士说,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惜一切代价”投入资源能源,片面地强调增长,大量依赖廉价劳动力追求GDP的老路都是走不通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认为,实现这些目标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复制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既有路径和模式,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内消费一直被寄予厚望,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明显提高,说明收入分配机制中还有问题尚待解决。”关建中说,只有理顺收入分配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展望“十二五”,中国经济总量将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选择科学的发展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抓住机遇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社会各界充满期待。

关键词 文化产业

有望跃升为支柱性产业

面对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日益凸显的战略地位,全会提出——“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为此,全会强调“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数字清晰记录了几年来文化产业发展的足迹:2004年以来,全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达22%,比同期GDP增速高3.6个百分点,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

“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会提出这些新的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部署。

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要求,让人们对“文化强国”充满期待。

关键词 “一揽子”改革方案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改革

“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全会指出,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全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让人们对中国深入推进改革有了更多期盼。

全会公报指出,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这是一个相当积极和值得期待的信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谈及公报中提出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时说,未来五年,中国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来进一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全会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预示着在未来几年,中国社会各领域改革将得到协调全面推进。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历史定位“稳、准、全”

一切为了经济转型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的历史时期的定位,‘稳’、‘准’、‘全’”, 10月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接受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电话专访时表示。 杨宜勇表示,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一个定位,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未来的十二五时期仍然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总得来说,这个定位“稳”、“准”、“全”。

“稳”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未来五年历史性阶段的把握比较稳,稳了就不会盲动。五中全会强调,要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速度上是用“较快”,淡化了经济增长速度,而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要“好”,即经济结构要取得重要的战略性调整,社会建设要明显加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要明显改善。 公报提出了两个“加快”,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也就隐含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同步这个意思。现在关键是那些低收入用户的增长较难。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杨宜勇认为,“十二五”时期,应该着力解决低收入用户增长难的问题。公报提出,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即十七大提过的,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无非就是政府要怎么让税、企业怎么让利,以确保居民收入提高的问题。提高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规范最低工资的标准,建立一般职工工资增长的集体谈判和协商机制。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收入要普遍增长,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要同步,要着力要提高这两个比重,缩小收入差距,以让社会和谐、平稳发展。

“准”

杨宜勇表示,“十二五”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的时期,前面有”十一五”,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后面是“十

“当然,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今年,国家相继制定了科技、人才、教育三个方面的中长期规划,这都覆盖‘十二五’,需要认真加强执行。”权威人士指出,在此基础上,我国“十二五”规划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等领域重点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可以带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是现在全球都在抢占的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另外,他认为,我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这一优势还要继续保持,“这就需要‘十二五’期间,一定要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培育自己的品牌、设计、跨国公司,使制造业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

与此同时,缘于我国长期面对大量劳动力就业压力,需要大力发展就业能量巨大的服务业,“过去我们很重视发展产品经济,取得了积极进展,现在还应当进一步重视服务经济。它可以带动就业和产业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十二五’期间,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中型城市,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已到了可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

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只占42%,相对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要低10个百分点。他指出,“服务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创造需求,也可以提升产品的质量,实际上有利于拓展产品的市场。我们需要完善经济政策,改善发展环境,切实提高服务业比重,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优势。”

如何解决好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已经成为“十二五”规划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加强资源环境支撑力

据本刊记者了解,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0%,煤炭的人均储量也不及世界人均储量的40%。同时,钢铁、电力、化工、石化等产业的单位耗能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以上。资源相对短缺、环境承载能力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如何解决好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已经成为“十二五”规划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权威人士为此强调两个“前所未有”,“发展压力前所未有,资源环境的压力也前所未有。”在其看来,一方面我国能源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我国确实单位能耗高,“对我国来说,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极为紧迫的重要举措。”

当然,针对国内很多企业在这方面的浪费,“节能环保不仅可以产生生态环保的效应,而且可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我们可以通过倒逼机制形成来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企业调结构、上水平。这样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发展低碳经济。”他口气严厉地指出,“十二五”规划在此方面一定要发挥切切实实的效果。

其一,推进能源资源的节约和合理的开发利用。解决我国能源资源问题,从国情看还是要始终坚持节约优先,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长效的办法。权威人士举例说,前些年研究能源发展规划的战略提出,到2020年,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要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实际上今年已经接近29亿吨。

“现在要求到2020年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压力依然很大。”他认为,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厉行节约,加大对两高一资项目和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继续推动重点领域节能。

“缓解能源资源压力,既要加强节约,也要进行开源。”他解释说,就是充分利用海外能源的同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要把立足点放在提高国内资源的保障上。”我国地质成矿条件较好,找矿潜力巨大,应当扩大详查面积,拓展勘探的领域,甚至可以在一些地方采取大军团作战,强化国家投入,应用好市场的力量来发现新的资源储量。

其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进程。“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严格污染排放监管,推进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污染控制。在继续加强水、空气等污染的治理的同时,特别要加大农村污染面的控制。目前,我国农业领域污染的化学需氧量比重已达44%。

如何突出社会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改革成果,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

社会建设共享发展成果

“如何突出社会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改革成果,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权威人士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有需要,也有条件,更有能力解决社会事业,“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也会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优先方向。”

不过,“社会事业的繁荣进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福利水平,而是致力于增强全面发展的能力。”他具体介绍了“十二五”规划的思路,“加强社会事业,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应当从群众最需求、最迫切的方面入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需求领域。”具体而言:

首先,要区分基本和非基本。“这样既能保障基本需求,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他认为,基本部分属于公共产品,保基本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做到广覆盖、可持续,把保障范围扩大到城乡全体居民。在保

障的标准上,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低一些,以后再逐步提上去,这样就增强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至于服务的非基本部分,需要交给市场和社会,利用市场解决。通过发展相关产业,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这样也可以为社会资本开辟更大的投资空间,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同时可以使政府腾出财力、集中精力更好地履行保基本职能。即使是政府提供的基本部分,也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通过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他举去年开始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近几年着力建设的保障性安居工程为例道:“按照这个思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类似医药卫生,把全民医保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推行,但标准并不高,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非基本部分要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效率和质量。”

“十二五”期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越来越多

启动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开放

“目前,改革已进入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更多地摆在我们面前,‘十二五’期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越来越多。”权威人士解释说,推进改革的时机与国际国内环境联系更加密切,出台措施的窗口往往是稍纵即逝,“比如,推进燃油税费改革,当时石油价格在低位徘徊,只有30多美元,实际上持续了不到半个月。”所以,“十二五”规划的改革,需要统筹考虑、系统设计、全面推进。

他介绍说,“十二五”规划中,将高度重视三项改革:

其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推进其他改革的基础,重点是加强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监管职责,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其二,资源价格改革。现在的资源价格还不尽合理,不利于资源合理配置、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需要进一步完善能源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十二五”规划的改革方向是形成阶梯式的价格,政府保障最基本的需求,也即群众最基本的需求价格较低。超出的非基本需求通过多样化、多层次价格满足,例如阶梯式的水价、电价等。

其三,财税体制改革。“十二五”规划将着重解决的问题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政府和纳税人的财税关系,政府部门间的财税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处理好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包括推进节能减排目标,推进资源税改革等等。同时,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领域改革也将不失时机地加以推进。

至于“十二五”规划的扩大开放政策,着重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经济由东向西沿边开放、向西开放。尤其要通过扩大沿边开放,利用好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的优势。

“扩大开放也有一个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要求,应当下大力气推动外贸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推动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中逐步从低端向高端转移。”权威人士强调,“十二五”期间,“我国现在走出去的资金已经相当丰富了,需要着眼全球战略,配置资源和要素,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投资大国转变。”(记者王健君 王仁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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