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城市社会学》序言
邓伟志
“城市是一种社会现象”。城市是社会的载体，“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城市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城市化水平是社会化水平的尺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水准。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度里，应当高度重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和普及;在城市化水平低的国度里，也应当高度重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和普及，或者说更应当高度重视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和普及。前者着重从治理与发展城市方面研究和普及城市社会学;后者着重从兴建和发展城市方面研究和普及城市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是世界各国的必修课，是学校的必修课，也是政府的必修课，还是全民的选修课。 何谓“城市学”
城市是地域。第一个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是地理学。地理学侧重于从“空间——区域”的层面，从“规模大于乡村和集镇”和“一定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度为“城市”下过定义。
城市是经济的集中地。经济学侧重于从“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的角度为“城市”下过定义。
城市是社会。社会学侧重于从“异质性居民聚居”和“具有综合功能的社会共同体”的角度为“城市”下过定义。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形成了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城市学科群。这就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以及城市生态学、城市社会心理学等。不同的学科之间互动、互补，提高了人们对城市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二）
城市社会学既不是从经济关系上研究城市，也不是从地理关系上研究城市。如果允许同义反复的话，可以把城市社会学定义为研究城市社会的学科。具体地说，它是研究城市的产生、发展，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管理、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
城市社会学是随着城市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对城市的零星的、片断的认识，在城市产生的奴隶社会就有了。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城市数量激增，规模扩大，从而推动人们对城市的许多方面有了系统认识，但在有些方面依然停留在表层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芝加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们把人类对城市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了学科化的水平。城市社会学应运而生，异军突起。这表现在麦肯齐(Mekenzie，1885一1940)的《邻里》一书于1921年出版，伯吉斯(Burgess，1886一1966)和帕克(Park，1864一1944)合著的《都市》一书于1925年出版，伯吉斯的《都市社区》一书于1926年出版。这三部书虽然观点上是有差异的，但是都堪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此后，城市社会学便形成了学说如旗、学派如林的繁荣局面。如:研究由农村到城市以后生活方式异化的都市化派，研究居民点的亚社会派，对经济、社会、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区位综合学派，研究居民谋求生存途径的生存学派，认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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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是城市关键的经济学派，极力主张改善都市环境的环境学派，着重于阐述技术对城市作用的技术学派，着重研究观念和文化对城市影响的价值学派，着重研究权力在都市规划中的作用的权力学派。
(三)
这些学说、学派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可是都不能照搬照套到中国。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同美国不一样，而且因为这些学说、学派无不有严重的缺陷。中国不宜照搬，其他国家也不宜照搬，就是美国人也不是都听他们的。用“拣到篮子里都是菜”的态度对待各家学说是不行的。就拿权力学派来说，权力对城市的规划自然是很重要的。正因为权力重要，我们才强调掌好权、用好权。权力机构不对城市规划负责就是失职。也正因为权力重要，我们才认为权力学派的观点可资参考。然而，我们的城市规划决不是只由权力机构拍板。我们在决策之前，在决策过程中，都反复征求专家的意见。我们的城市规划取决于两个系统:一个是政府、人大，即权力系统;再一个是专家、学者，即智力系统。而专家，不仅是中国专家，像上海还邀请外国专家。\政府+专家=城市规划的制定\，这才是我们的公式。当然，不论是政府，还是专家，都要以人民的需要为依据。人民的需要是城市规划的出发点。因此，“（政府十专家）×人民需要=城市规划\，这是我们不同于权力学派的地方。这才是构成中国自己的城市社会学的重要部分。中国应当在吸收各家之长的基础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四)
中国的城市社会学要面向中国的近七百座大、中、小城市，要为中国的城市化服务。摆在城市社会学面前的问题很多。“问题”是难点，也是学术的生长点。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国如何实现城市化?举世公认，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化方面有长足进步，可是，即使如此，到2000年初，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只是30%上下(一说29.6%，又说30.4%)，处于城市社会学通常所说的“一般发展状态”，很难同那些已达70%的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相比。按市场规模分:一级城市13座;二级城市170(171)座;三级城市483(498)座。很明显，绝大部分是三级城市。三级城市迟早要晋升为二级或一级。既然是从农业国中兴建城市，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城市农业”包括在城市建设之中?是不是不必像有些国家那样，在建好城市之后，发现城市化“化”过了头，再回过头来安排城市农业的发展?一边建新城，一边充实农业内涵，发展经济、生态与社会三大功能齐头并进的城市农业。城市建设与城市农业并举，可能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一条捷径，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的城市分布具有不均匀性。东部多，西部少。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的城市应该如何布局?城市的发展也有一个“马太效应”，越多则越多，越少则越少。在大城市周围，建个小卫星城，不是最困难。假如急功近利，就会搞什么梯度转移。可这不知要转悠到了什么时候?中国有句话，叫做:“手心手背都是肉。”东部、西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分东西。要采用“迎头赶上”的战略、战术。所谓“迎头赶上”的意思是:起点要高。在基础设施上，要强调高效能;在生态环境上要强调高质量;在城市管理上要强调高水平;在分工协作上要强调高度社会化。这样做也许会增加难度，看起来像好高鹜远，可是，这更像给婴儿做衣服，不妨大一点，免受“朝建夕改”之苦。从长远看是符合节约原则的。中国的城市化在处理东西关系上，会受到“马太效应”的影响，但是又要尽量摆脱“马太效应”的制约。中国一定要东西联动，走自己的路，从而变扩大差别的“马太效应”为布局合理的“中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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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重视“规模效应”。在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规模如何掌握?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由低到高的阶段。新建的城市，规模不是不宜过大，而是不宜大。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可以迅速做到星罗棋布，群星灿烂。几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谈何容易!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便于管理，适合于我们多数领导者的领导水平;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市民生活方便;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有利于带动周围的农村，缩小城乡差别;一二十万人口的城市，也容易形成城市的特色。快要实现经济全球化了，干么还要搞“小而全”？“小而全”只要有个“全”字，势必导致“大而全”，“迎头赶上”，不是要在规模上赶上大城市。我们不能盲目地跟在外国社会学界提出的城市规模(主要指人口)加速度增长的“曲线”乱跑。同时，更要注意克服我们自己多年形成的“贪大”的积习。
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能否少牺牲一些精神文明?德国以研究大城市心理而著你的齐美尔(Simmel，1858-1918)认为“城市是罪恶之源”。这话固然失之偏颇，可也反映了西方城市的一个侧面。齐美尔的根据之一是:城市里的精神异常及越轨犯罪行为总是远远高于农村几倍、十几倍。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说，抢劫案大城市比农村高35倍。城市犯罪率高于农村是城市固有的“城市病”，这是城市社会学同仁的共识。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指出的:“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3页)地无分东西，人无分南北，都是如此。可是，病情有轻重，治愈有快慢。只要真正做到(而不是假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真正做到(而不是假的)“两手都要硬”，并且进而从法制、机制上加以规范，中国完全可以缓解“城市病”，建设出一大批科学、文明、健康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尽管水平不高，可是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苗头。在上海、广州、深圳，都有些人在悄悄她走向农村。城市社会学界开始转向了对城市未来的研究。在有些国家连“城市革命”的问题也提出来了。我们中国的城市社会学视野要放宽、放远，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理论。位于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编纂的这本《城市社会学》，写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尝试，以飨同行。 2000年2月18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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