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四川南充市小龙镇村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林艺、任中平
内容摘要：通过对四川省南充市小龙镇部分村民的政治参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要全面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寻求和疏通“低成本”的参与途径，实现参与成本的理性“转移”或“置换”；“两手抓”，杜绝参与假象的存在；拓展农民参政的“权力”，关注农民政治生存状态；全面提升农民的参政能力。
关键词：政治参与 村民 对策
农民作为占我国总人口80﹪的庞大的社会群体，其参政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影响并决定着中国政治发展以及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研究当前中国农民的参政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与途径，对促进农村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笔者于近期带领学生到位于四川省南充市小龙镇的几个乡村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村民参政动力、途径、效果和能力四个方面，发放调查问卷15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共计140份。
一、现状与分析
1、参与动力：高期望下的“利益权衡”
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都期望能够成为村务管理的一分子，期望能够在村民大会上说上一句话，期望能够有能力影响村里的决策，期望能当上人大代表??，农民的期望虽然很直接也很单纯，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期望值也很高。当被问及“您认为村民在村务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如何”时，64.3％认为“起很大的作用”，30％的农民认为“有一定的作用”，仅有5.7％认为“没有作用”。大部分农民对于自身作为政治参与的一分子，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村民在村务管理中起很大的作用。而农民对于自身在政治参与中所起作用的评价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参政期望值的高低。当被问及“您愿意参加村民会议或人大代表的选举吗？”71.4％选择愿意，21.4％认为无所谓，仅有7.2％的人选择不愿意。农民在参政意识上是比较倾向于积极参与其中的，并且期望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高期望”的氛围下，农民在谈及参与时总是不断地在直接或间接地作“利益的权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益已经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力之一。大部分农民都认为现有的民主形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群众老百姓的利益，并且大部分农民对现有的主要的民主形式对保障群众利益的成效还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比如，当问及“你觉得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反映民意和保障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时，68.5％的农民认为保障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大部分农民认为政治参与过程中总是要考虑对自己是不是有利，还会考虑对社会是不是有利。比如，当问及“当您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您觉得：（可选择多项回答）”的时候，70％认为是“在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对社会有益”，34.2％认为“是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大部分农民都是从“有利于社会”和“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而选择积极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的，而且大部分都非常重视社会利益，认为参与政治是自己的权利，跟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也是一份应尽的责任。仅有7.1％的人认为“跟自己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有农民认为去投票选人民
代表还不如回家做做家务干干农活，还有7.1％的人认为“投一票应付应付，至于选谁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觉得投票并不能改变什么。从他们的选择看，不论选的是哪一项，都反映出他们的利益权衡的过程，只不过，权衡后觉得孰轻孰重的态度不同罢了，可能有的农民在参与中表现出积极，有的表现得冷漠，有的觉得无所谓。
2、参与途径：传统与激进并存
调查发现,村民在政治参与的具体途径选择时，既表现出传统的一面，有不乏激进的一面。当被问及“如果你对某位干部的行政行为不满，你会通过什么途径寻求帮助”时，64.2％的人选择“向乡政府反映”，部分人认为只有向乡政府反映情况，才是最直接的方式，部分农民认为“只有政府才能解决”。20％的人选择“上访”，并有部分农民提出“上访才能解决问题”,在部分农民看来,“上访”让乡领导“有压力”,这样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15.7％选择“到法院去告他”，10％选择“寻求村委会的帮助”，大约12.8％的人同时选择了前4者中的任意2-4项，此次调查只有7.1％的人选择“干脆放弃”，仅1个人选择“其他途径”，并注明是“向纪检部门检举”。
在大多数农民看来，“遇到问题找政府”还是首选，其次让农民觉得最有效的是“上访”，再次是“去法院告”，最后才是“寻求村委会的帮助”，极少部分选择放弃。可见，大部分农民遇到问题仍会首先选择较为传统的方式，即遇事找政府。虽然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腐败现象很不满，但仍把政府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依靠”，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清官情结”的延续，他们总是不断地期望有一个能为其做主的“父母官”来庇护他。直到现在，碰到问题时，第一个想到的仍是组织、领导和政府，这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其次，占36.7％选择较为激进的途径，即“上访”或“去法院告”，尤其是选择“上访”的农民中86.8％都是单独只选择“上访”，而未做其他任何选项的选择（此题为多项选择），从此可以看出，这部分单独选择“上访”的人思想比较激进，对乡政府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存在很大的质疑。
再次，在传统与激进并存的情况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农民对于“寻求村委会帮助”的冷漠，只有10％的人会选择向村委会寻求帮助，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村委会作用的减弱。对农民来说，村委会作用的减弱就意味着农民参政渠道、沟通渠道的不畅。从整体上来说，这显然是不利于农民政治参与以及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大环境的。
最后，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无一人提及向“新闻媒体”（被马克思誉为“第四种权力”）这一有效的途径反映情况。事实上，“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3、参与效果：参与假象不容乐观
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存在着不容乐观的“假象”，比如我国农民的投票率以及参加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到场率都是非常高的。这次调查南充市小龙镇的3、4、5、6、9村的村民中，84.2％的村民参加过近三年的村委会投票选举，82.8％的村民参加过近两年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而且在参加次数上选择“每次都参加”或“大部分都参加了”的村民占了参加人数的79.3％。 但事实上，这种村民参政的“兴盛”并非真实。
首先，高投票率和高到场率并非就意味着高参与率，政治参与不仅包括投票，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信访、监督、参与管理等等。而这些村民在利用投票以外的其它途径参与政治方面却明显薄弱，显得有些盲目、无助，甚至是无奈。
此次调查中，没有一个农民意识到或者会选择“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
其次，委托投票被广泛滥用。此次调查中，当问及“在投票选举中，你会让别人代你投票吗”，68.5％的村民选择“看情况,可能会”, 31.5％的村民选择“肯定不会”,可以看出,村民大部分都能接受委托投票的形式。而且，有的村民会一人代写一大把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参选率失真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动员之下的象征性参与。也就是说，有些公民虽然参与了，但由于是被动员或迫于领导及单位的压力等外界因素而不能不参与。这种参与并非出于当事人自己的需要，而是在利益权衡之下所做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决定。比如，此次调查中，当被问及“您参加村委会投票选举主要是因为什么”，47.1％的村民选择“村里要求我参加”，30％的村民选择“大家都去，所以我也去”，仅14.3％的村民选择“我自己想参加”，8.6％的村民选择“其他”。所以，我国农村的高投票率主要还是被动员的缘故，农民参与较少出于自主意愿。
最后，政治不透明让农民参与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当问及“您是否知道正式候选人是怎么确定的”，37.1％的村民选择“领导确定”，35.7％的村民选择“不知道”。当被问及“你投票前是否见过候选人”，52.9％的村民选择“没有见过候选人”34.2％的村民选择“听说过，没有见过”，仅12.9％的村民选择“见过候选人”。显然，政治不透明让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显得相当盲目，也很无助。
4、参与能力：参差不齐
此次调查中发现村民的参与能力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