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犯法人化也是如此，一样存在着形势上的非犯法化与实质上的非犯法人化，只有非犯法人化之后不受任何处分，才是实质上的非犯法人化。而非犯法人化之后，又遭到行政处分，仍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犯法人化，而是形势上的非犯法人化。对于于这个题目，需要诱发咱们的警觉。
以犯法人格作为犯法人成立的要件，最大的题目还在于司法上的可操纵性。行径刑法之所以被人接受，与对于于行径认定的尺度明确可行，是拥有紧密密切瓜葛的。因为行径是客观的，可以掌握的，因此拥有明确性，可以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即使是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1的李斯特，也极力主意行径人刑法，提出了“应受处分的不是行径而是行径人”的闻名命题。但在犯法论体系上，他创建了以因果行径论为基础的1元的犯法论体系，主意在犯法论体系中贯彻天然主义与实证主义。对于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东茂教授作了下列生动描述：
李斯特是古典体系的创立者之1，他乃至妄想在刑事立法上贯彻实证主义的精神。他在一九一三年为《德国刑法典》修正案所提的建议，就妄想以天然科学的语言，精确地描述犯法类型。举例说，他建议欺侮罪理当这样划定：“1连串的喉结抖动，血脉贲张，引致别人之不痛快情绪，为欺侮罪，处1年下列自由刑。”被欺侮者是否是气患上跳脚大家有目共睹，1切眼见为凭，不要作价值断定。以这类生物学的语言描述欺侮，多么精确，多么客观。[一六]
这就是操纵上的可行性向原理的准确性的妥协。相对于于于客观行径，犯法人格是更加隐秘，也是更难测量的。对于于这1点，人格刑法学的主意者都是承认的。例如，大塚仁教授把犯法征表主义望作是行径人刑法向行径刑法的妥协性理论，因为在现代科学的水平上，只有以表现于外部的行径为中介才能熟识犯人内部的危险性。大塚仁教授熟识到将主观主义、行径人主义完全化，犯法概念就会变患上热昧，拥有损害行径人自由之虞。这类缺陷，通过采取征表主义也不能除了往。[一七]对于于犯法人格的这类恍惚性，刘艳红教授指出：
作为1个新的定罪条件，犯法危险性人格是1个抽象的概念，并非1目了然，而是需要经过专业的断定的，由于犯法危险性人格的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其实不存在，人格的鉴定其实不规范，1些心理学上的钻研也还不10分成熟，因此这类定罪条件自身也要入1步的钻研以及完美。对于犯法危险性人格的鉴定一样成为了人格的犯法论体系中最薄弱的1环。[一八]
假设犯法人格的测量这1题目不解决，将犯法人格作为定罪要件，就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可操纵性。至于犯法人格是作为人罪要件还是出罪要件，[一九]笔者以为取决于行径形成与行径人形成之间的位阶瓜葛。只要把犯法人格的认定放在行径拥有形成要件该当性之后的1个环节，则不管把犯法人格称为定罪要件还是出罪要件，它在客观上都只有出罪功能。除了定罪以外，量刑之中如何考虑犯法人格也存在1个可操纵性题目。行径刑法是完整以行径的法益损害程度作为量刑的基础，这是1种报应刑主义。而行径人刑法则完整以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的基础，这是1种目的刑主义。目前德、日刑法学的通说是采并合主义，即以报应肯定刑罚的上限，以目的调理详细刑罚。张文教授当然反对于并合主义，[二0]倡导教育刑，但在人格刑法下的量刑基础及其法子上，主意对于犯法人的裁量，非但要考虑客观行径，而且要考虑犯法人的人格状态。从这1观点来望，似与并合主义并没有根本判别。题目在于：犯法人格在量刑中盘踞什么地位？是以行径为主还是更多地考量犯法人格的因素，这对于于量刑都拥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人格刑法学是1种美好的构想，是未来的刑法学。生在当下的笔者，当然向去未来，但更立足于现实。于是，笔者还是站在1元的犯法论体系的态度上，向2元的犯法论体系表示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