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率——中国法院的财政保障与法官激励(4)

　　法官的激励机制在中国和一般公务员同样大致有三种，即行政升迁、经济奖励和精神鼓舞。其中的精神鼓舞意味着从价值、伦理或意识形态的层面提升法官思想境界的努力，往往采取树立先进典型诉诸“榜样的力量”等形式。虽然在精神上对法官的激励非常重要，而且目前我们的体制还高度地依赖这种激励方式，但因其未作为本文的考察对象，这里暂且不再涉及。行政升迁固然不限于经济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主要诉诸的并非经济动机，但这一激励方式确实包含了许多经济性内容，且与法院的财政保障问题紧密相关。近些年来，明显体现行政级别及升迁的经济意义并使其与法官的激励直接联系起来的一个现象，就是所谓“阳光工资”制度在部分法院的实行及其可能带来某些未曾预料也不被期待的后果。“阳光工资”指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所推行的规范公务员收入，旨在提升其公开、透明程度的合理化及制度化改革。⑼这项改革的特征之一在于根据权限、责任与报酬相对应的原则按行政科层对公务员工资的不同等级加以规范和整理，而且将拉开了距离的工资级别贯彻到本地区所有的公共权力机构，以便尽量消除在不同机构工作、级别却相同的公务员之间存在的收入差别。这种制度有着明显的合理性或优点，虽然也存在某些副作用或尚待改进的问题，但总的讲是有效地改善了对于一般公务员的激励机制。不过，在适用到法院及法官这一具有自身特性的职业群体时，“阳光工资”却带来了某些始料不及也未曾期待的后果。
　　原来在一些收案数量众多、办案压力很大的基层法院，因为采取了按照办理案件的数量质量给予一定经济奖励的激励方法，报酬收入体现出明显向审判第一线办案的法官倾斜这种激励效应。但是，实行“阳光工资”之后，法官的报酬基本依照行政级别决定。这样导致部分一线办案法官因级别不高而大幅度减少收入，相反某些工作压力较轻的人员却获得相对更高的报酬。与之相伴的是一线法官士气欠佳乃至流失等等不期望看到的现象发生。一项本来具有合理初衷并可期待良好效果的改革，为什么适用到法院却会带来这些未曾预料也不受欢迎的后果呢？看来，“阳光工资”基本的合理性之一在于权责大小与报酬高低的对应及统一，行政级别越高的公务员权限与责任越大，工资收入也相应增加，不同级别的公务员依其权责大小在报酬上拉开距离。这项制度适用到行政机关时，其合理性和优势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但是在法院，却因处理解决纠纷的司法程序自身具有的直接性、亲历性等特点，相对一个个案件及其当事人来说，在审判第一线每日接触案情信息、具体操作程序的法官无论行政级别怎样，其权限、责任和风险都可说最大或最为直接。相反，法院内部其他一些工作应当说主要是服务于审判业务的，如果这些非审判的岗位虽然权责风险较小，却因级别高而收入更多的话，就会出现有违“阳光工资”制度初衷的错位。另一方面，对于法官实行“按件计酬”式的经济奖励同样存在许多问题。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也和司法审判业务的性质紧密相关，即每一个案件处理需要法官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要求的知识、素质等方面的储备可能都是不同的。仅仅根据处理案件的数量和是否出现“错案”等后果来评判衡量法官的审判业务，单就技术层面而言就有极大的难度。而且与司法审判的直接性、亲历性相对应，关系到案件处理的质量高下或公正程度的这些信息在法院内部主要分布、储存在审判第一线，具体地体现于一个个法官每日的程序运作之中。这种关键信息分布的不对称也是法院在努力建立或形成某种一般的、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时，或者在院长对司法行政和审判业务进行的全面管理中所遇到的深层次难题之一。

　　总之，从收入报酬的角度来考虑对法官激励的话，无论依照的是“级别”还是“绩效”，看来都存在某些难以和司法审判本身的性质特征相适应的难点或问题。但目前在中国的法院，短时期内要扬弃或者仅是弱化这两种激励机制，恐怕都还不具备条件。现在的相关改革大都是在作为基本激励方法的两种机制之间选择或是进行增减式的调整，或者突出某一机制，或者以其中一种为主再适当辅以另一种，等等。这些改革在当前的语境之下确实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就应该看到，把法官这个具有特殊性的职业群体从一般的公务员及行政级别中独立出来并给予其相对较高的报酬，很有可能构成从根本上防治司法腐败和提高法院公信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诸多条件的配合，或许需要经历一段不会很短的过程。这些条件既包括法官从事的审判业务不仅是纠纷解决，还包含更多的创制规则或引导“秩序形成”等内容，⑩也包括法官在法律职业自尊感及职业操守或自律能力方面的建构，还包括法官资格及员额的限定等带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条件，不一而足。如果把上述每一条件的具备都作为某个特定改革之目标的话，对于法官的经济性激励又构成了达成这种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通向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道路还很曲折而漫长，但考虑到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可能具有的“平衡器”功能，或者，考虑到一个真正享有公信力的司法在遏制腐败及社会不公正中可能发挥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任何有益于建构这样一种司法的努力——包括本文所关心的改善法院财政保障和对法官的经济激励机制在内——都是我们决不该轻言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