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Diamond那时正努力回答公共部门投资项目的社会贴现率应该是多少这样一个问题。而且他已经发表了或正要发表这方面的一篇短文。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剑桥，我那时也在剑桥。他介绍了他的成果，即社会贴现率在某种状况下，等于生产者支付的利率。你必须认识到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的利率是不同的，最重要的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消费者要支付资本收益税，而对生产者来说，他们支付的税同其它利润税并无两样。所以在现实世界中，有不同的利率。经济学家们经常以一种迷人的方式玩弄着各种可能的结论。有的经济学家说社会贴现率应该是消费者利率（时间偏好率），有的人会说社会贴现率应该界于两种利率之间。Peter有一个好的论点即社会贴现率应该是生产者利率。
在他来剑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显然是非常不同的问题：当消费者之间存在不平等时，理想的商品税水平应该是多少。在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在前一个夏天出了一道考试题，在考题中，针对一个十分特殊的模型，要求解出最优商品税。作为那个题目的一部分，需要证明生产有效率是最优的。在试图解决一个不同问题时，作为副产品得到了结果。但我开始认识到其中有一个通用的原则。当Peter Diamond谈到他的问题时，我们认识到那个原则是什么。然后我们进行了长长的证明。如果你掌握了关键的数学知识（拓扑学），最后这个证明也就一行多一点。结论是只要税赋是最优的，经济中的总生产应该是有效率的（从一个较弱的意义上说）。其含义是多方面的。一个是Peter Diamond的社会贴现率原理；另一个是对从一个生产者转到另一个生产者的中间产品不应该征税；第三个含义是解决公司征税方面的折旧问题的最佳办法之一是对现金流量征税。还有一个含义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到岸价格（不含关税和国内税的价格）是用于贸易品的合适价格。
这一命题作为相当大的一般性原则是准确的（尽管在完全一般性上不是准确的）。而且，这一点也并不明显，尽管证明很简单，数学家也许会说证明很肤浅，在此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一个被称为“次优定理”的原理，即正确的影子价格不等于存在扭曲的经济中的市场价格（扭曲包括商品税）。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不可能对现实经济作任何描述。要是证明他们中的一个错了将是很惬意的。Peter Diamond和我都没有问是否应该对中间产品征税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问总生产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些本应该是很好的问题。我们问的是些不同的问题，并找到了答案，而且使我们获得了满意的新东西。当最初的问题回答之后，得到的比预期的要多很多的情况并不少见。但你必须保持警觉以便认识到未曾预期的东西。相互合作有助于这一点，而且在很多方面有帮助。难怪如此多的经济学研究是合作研究。
基于上述例子以及我所知道的众多例子，现就进行研究的方法提出12点建议。
1．提出一个好问题。这就意味着，在开始时，你不能说“我要研究博弈论”，或“我要研究非对称信息”，或“我要研究贫困问题”。它应该是一个严肃的、需要得到回答、而你又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它也许不是你自己提出的问题，也许是一个众人皆知的悬而未决问题，那就可能是最难对付的问题，或者就是一个浪费时间的问题。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问题经常是由别人提出的，而且并不是该领域内人们都认识到的问题。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经常发现不仅经济学家，而且非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都需要得到答案。当我在研究最优所得税理论时，我应该知道但却没有阅读1945年威克里（Vickery）①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提出了问题，但不知如何解决。现在在我看来有点奇怪，25年来竟没有人关注到他的问题。我是怎么注意到他的问题的呢？我记得我曾和剑桥大学一位优秀的年轻数理学家谈话。他说：在考虑激励问题后就可能制订出所得税。我把他的话转换成经济学语言。人们讨论激励问题很自然，而且都知道激励的重要性。但在过了4年之后，我才解决了问题，因为在这四年中，我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要做。所以，在你提出一个问题之后，你需要研究许多其它事情，以便真正理解你自己提出的问题。经常见到的现象是你思考某个问题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才得到真正的进步。当然，如果你提出的问题被你的孙辈解决，那这个问题就没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