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现实的直接成因，又有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分以下三个层次：
（一）直接原因。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原因或者说是诱发因素很多，小到打架斗殴、医患纠纷等，大到企业破产改制、劳资纠纷、征地拆迁补偿、移民安置、环境污染以及执法不公等。
（二）间接原因。一是利益诉求渠道淤塞或缺失。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是消解社会不满和冲突意识的基本要件之一，社会中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冲突，如果有顺畅公平的解决之道，则群体性事件会大大减少。表面上看，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途径很多（例如信访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此外还有行政领导接待制度（如市长接待日、书记信箱、市长热线等），但对弱势群体而言，这些渠道往往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且在法律上并无有效保障，导致民众无法有效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以致对基层政府充满怨气，在极端情况下这种不满情绪被引发，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流言推波助澜，进一步促成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最终失控造成群体性事件。二是行政机制和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不足。在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机制尚存在许多弊端，一些地方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政府自身成为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牵涉的主要对象。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不规范甚至违法，这些因素由小至大、由暗入明，群众日益不满最终爆发。三是部分参与者受非法利益驱动。群体性事件核心参与者均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维护自身利益，其维权意识逐步增强，但法治观念、维权能力却没有同步。导致部分参与者趁机将自身利益无限扩大，以致提出一些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利益诉求，对提供的解决方案始终不满，导致问题解决不畅，进而煽动其他群众采取进一步的激烈性对抗。四是政府工作不力和处置不当。基层政权和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不力，特别对村级班子控制力弱化，对社会矛盾和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能力低下。一些基层干部缺乏工作经验且责任心不强，对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未予足够重视和及时化解，对群众反映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是积极主动地帮助解决，而是能推则推，能避则避，以至矛盾越积越深，造成事态扩大。一些部门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时往往以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工作态度简单粗暴，简单的将公安民警推到第一线，使矛盾进一步尖锐，事态进一步扩大。
（三）深层原因。一是经济领域中的不和谐因素。归根结底在于“利益”两字，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如单纯的以“能者多得”作为自己的基本运作原则，“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是必然结果。贫富差距过大，利益分化也势必发生，多元化的利益群体相互竞争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如投资融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三农”问题突出等都是深层经济原因。二是政治领域中的不和谐因素。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艰难，代表党和国家行使公权的一些党员干部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中，公共管理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片面强调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管理效率,忽视其与保障私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增进公民自由的统一;片面强调管理者的权威性、主导性,忽视与私人和社会组织的双向沟通以及对权力的监督和权利救济的关注;片面强调绩效，忽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内在关联。三是文化领域中的不和谐因素。在长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熏染下，“青天意识”、“法不责众”、“官逼民反”、“杀富济贫”以及文革时期遗留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观念仍然深入人心，加之现在互联网信息文化中“夸大、渲染、误导”等反面作用的推波助澜，使部分人群的心态极不稳定。四是社会领域中的不和谐因素。当前我国人口总量大、素质低，就业形势严峻，城镇失业率一直处于攀升状态，财富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体制虽然在形式上赋予了每个人以平等的自由和权利，但却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同等的去享受自由和行使权利，特别是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导致群众在起跑线上已经划分等级。五是环境资源领域中的不和谐因素。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逐步加重，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正进行着掠夺式的开发，空气质量等级下降、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现象严重，群众几千年赖以生存的基本土地被逐步征用，对子孙后代生活产生的朴素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