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应制定和颁布税收基本法
国家应加快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基本法。该法不仅要对国家税收体系及其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两个子系统的主体税种等作出规定，而且要对税收的立法权、管理权、收入规模、税种量限、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收强制执行手段等重大问题进行规范，还要对税务机构的设置、管理体制等作出规定，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步伐。
（二）要科学选择地方税主体税种
建设地方税收主体税种，有两个方法可供选择：
方法之—：由于增值税收入规模大、税源充沛、收入稳定，可改变增值税的共享税地位、将增值税、消费税作为中央税的主体税种，以确保中央收入稳定增长；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全部作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为实现地方税体系的“内生增长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方法之二：借签发达国家做法，增大所得税等直接税收入并相应减少增值税等间接税收入，可考虑将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直接税作为中央税主体税种，增值税、营业税等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
不论采取哪个方法，一旦确定，必须保持基本稳定，以避免政策频繁变动造成大的损失、增加改革成本。
（三）合理确定地方税种量限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设置税种多少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经济尚不很发达且具明显的层次性，税收管理水平也不高，广大公民税收观念亟待提高，依法治税环境优化还需要过程。税系建设应当简化，国家统一设置的税种以20种左右为宜，地方税税种可设15种左右，尽量少设共享税。当前，深化税收改革和优化国家税系，应当开征一批、废除一批、改革—批税种。在动议新开征的税种中。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燃油税等，因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且有的在收费时其收入基本归地方，理应作为地方税。对社会保障税和遗产税、赠与税，我们认为，前者不仅收入规模大，发展潜能大，而且还具有调节地区收入的作用；后者虽然收入规模不大，但政策、政治、社会功效十分明显，故都不宜作为地方税，而应作为中央税。为支持西部大开发，可开征西部开发税，实行地区差别税率，东高、中次、西低，全部收入由中央支配，专项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建设。为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确保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相对统一，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的比重以55：45左右为宜，并将中央税收的10％作为转移支付资金。这种量的关系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应变动。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行为。
（四）建立地方税务评估机构
依据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税务机关一般设有专门的税务评估机构，主要对计税价格等进行评估，目的在于强化征管、保护税基、防止税收流失。借鉴国际经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也应建立税务评估机构，对计税价格特别是房地产计税价格进行评估，对纳税人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鉴定。
（五）改革优化地方税种
1.营业税。一是将行政事业服务收费等纳入征税范围，从制度上扩大税基。二是对混合销售行为确定具体标准，从政策上划清征收增值税还是征收营业税的界限，力求避免混税、混级行为发生。三是将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降为5％，以减轻税负，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四是同一收入税不重征，对房屋出租的租金收入，征收营业税而不再征收房产税。
2.个人所得税。一是改变现行共享税为地方独享税，提高地方积极性。二是全面加强个人收入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严格源泉扣缴。三是税前扣除标准科学化，国家不统一规定具体扣除标准，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职工收入、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规定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在规定幅度内具体确定。四是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员的扣除标准逐步统一，体现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性与内外籍人员平等的法律地位。五是生计费用的扣除，可从目前以个人为单位逐步向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并存转化，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照顾家庭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