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的产业断层危机(3)

　　其二，产业结构的回补。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转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似，也具有“跨越性”的特点，产值结构相对于人均产值更为前移，或者说相对于产值结构的转型，就业结构转型明显滞后。面对未来几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几年后必将面临一个产业结构回流回补的要求，即在产业高度化进程中重筑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很大，占全国劳动力就业总数的50％左右，而农业创造的产值仅占18％（1998年），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从整体上降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由于现阶段我们可以吸收更为成熟的传统工业技术和新兴工业技术，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我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的速度将会更快。韩国、新加坡等国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花了15年，我们也许只要7年～8年就可以完成转换。快速转型自然是好事，但在就业结构相对滞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落后的条件下快速转换，势必导致人均生产率难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无法改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新兴技术产业将长期并存，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磨擦和矛盾将成为5年内的难解之结，将来就不能不面对阶段性升级的停顿和回补。
　　其三，出口结构的压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很大，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40％以上。但是，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技术以引进适用技术为主，在产业技术转移中属于被动接受的下游，出口结构中仍然以传统工业品为主。这种产业构成水平，在今后的国际市场剧烈竞争中，势必将面临更大的产业调整的压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产品中精细加工产品比重上升；泰国、孟加拉等后起国家的传统工业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头上升，使得今后我国出口空间受到挤压。而我国工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即精细加工、高级制品生产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低，导致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不高，换汇能力低。据调查，我国目前的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约有80％属于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此种技术结构难以快速实现出口结构的更新换代，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传统工业品维持出口规模也难以为继。未来可能遇到的出口需求约束，势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迟滞。
　　其四，技术创新瓶颈。技术创新是支撑未来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靠高投入支撑国民经济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较低。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发展滞后，限制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世界上一般把“同年龄阶段可上大学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作为普及或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标志线。美国、前苏联及西欧国家分别在1950年、1960年、197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早的在1980年，晚的也在199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而目前我国才达到7％。这必然导致新兴产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供给不足。另据国家老龄委调查，目前全国100多万高级职称人才中45岁以下的仅占6.3％，35岁以下的仅占1.1％。未来几年，我国这两部分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将降低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这将使我国今后教育、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大下降，出现转换的智力成果相对减少。
　　其五，产业虚高度化和产业空洞化趋向。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服务业的大发展。未来中国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将由今天的30％上升到50％以上。未来10年中，伴随传统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转换，传统工业的逐步淘汰、萎缩，新兴产业尚不足以吸收从传统产业转移出来的资本，加上大量民间资金急于寻求有利的投资项目，必然会导致餐饮、商贸业等传统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也将带来房地产业和证券投资业的蓬勃发展。当这些服务业发展超出了实业投资正常需求之外的时候，必然导致无形交易的过度发展，产业空洞化必将随之出现。这些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以上，但工商业企业却很困难，GDP  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服务、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支撑。第三产业的替代会引起一部分过剩资本游离实业之外，刺激房地产业、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调控不当，风险会加大。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汇率联系制度、利率联系制度导致国际资本空前流动，国际游资、热钱对我国的冲击也会加大，也会引发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和国民经济泡沫化。2005年股市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将由目前的10％上升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