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对政策的作用持消极否定态度，货币政策自难例外。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 (Robert E lucas)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而易见，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认货币政策的作用。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是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特别是依据弗里德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强有力：的自动稳定趋势这一思路前进的。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叫做“新货币主义”或“货币主义第二号”。如果说，货币主义者还承认总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被用来影响短期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连总需求政策的短期效应也完全否定掉了。由此，卢卡斯比弗里德曼在自由放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供给学派(Supply_side Economics)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他们崇奉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和萨伊定理(Say，slaw)，因而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是漠视的。
为了回答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开始批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远离客观经济世界的数学上的构想。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新凯恩斯主义者阿兰.布林德(Alan.Blinder)指出：“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 (Paul.Krugman)更专门撰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克鲁格曼指出：“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回归了，这意味着什么?从本质上看，它意味着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显然，世纪之交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梅开二度、再放光芒提供了廣阔的舞台。
从全球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举为恢复战争创伤，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世界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经济步入滞胀泥潭，各经济学派遂群雄并起，挑战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地位，西方经济学界进入“战国时代”；英美等国也曾改弦更张，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世纪之交，全球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萧条经济学开始回归，凯恩斯主义“大一统”的时代似又到来。从全球实践看，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不管是否有效，却是客观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
如果以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起点，货币政策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因而新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尚不足20年。在二级银行体制建立前，中国奉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合二为一。因而，那时人们也讨论货币政策，并把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以至金融政策混在一起，称之为货币信贷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严格地说，这些提法是不够准确的。
198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与反通缩(1998以来)正反两方面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讨论更成为学术热点问题之一。这里，我们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