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安徽发生特大旱灾，省委果断作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的决定。
肥西县灾情严重，夏粮减产，中晚稻绝收。山南区委召集各队党员开会，讨论如何多收粮食度过饥荒，到会23名党员一致同意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
肥西县小井庄原会计李祖忠：“23号开始分，24号早上那就不一样了，男女老少，除了一个老，除了一个小，整个上田里去了，都到自家田里去了。那样干，用刮子刮，那干劲，非常十足。”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农民自发地实行了“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关友江：“1978年是大旱年，1979年是风调雨顺。用我们的土话讲，丢什么收什么。”
人们终于看到了久已盼望的丰收景象：小岗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四倍，农民收入增长十六倍，村民人均收入从上年的22元跃升到350元。
在此前后，山东、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并存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农民生产责任制，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活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他说，“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自1982年开始，党中央连续5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
大包干带来大变化，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3倍，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接近400公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在春天，家家户户都在田地中忙着春耕。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一片高粱。十里呦荷塘，十里果香……”
序幕已经拉开，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广大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距离凤阳县小岗村数百公里外的浙江省萧山县，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吃饭，当地社员想了很多办法，搞起了多种经营，创办了各种小型企业，其中就有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
鲁冠球：“那个时候，都是集体，个体有，很少，这种工厂你稍微搞大一点，不允许，这样子一搞，搞了六年，换了七个地方，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真的，东躲西藏。”
鲁冠球的农机厂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并开创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家勇于改革实践的智慧和担当。如今的万向集团已经是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
篇12：2019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八集伟大转折观后感
主要内容：粉碎“”，举国欢庆，大快人心。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批判“两个凡是”，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解说词：
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也是让中国人的记忆深刻的年份。
这一年的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结束了十年**，举国欢庆，大快人心。
《祝酒歌》词作者韩伟是天津歌舞剧院的一名文艺工作者，他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看到食堂里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下肚后，脱口吟出的几句词。同事听到，忙说这两句好，应该编成歌词。韩伟当晚就写出了初稿。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一样滴酒不沾，但久积于心的激情喷薄而出，谱出的曲子同样如此醉人。这首歌写的是人心。它是当时人们一扫心中阴霾的表露，也是对即将开始的美好生活期待的表达。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七十三岁的邓小平再度出来工作。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足球比赛的看台上。日本共同社记者描述道：数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工作，以科技教育为突破口推动拨乱反正。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一批学者强烈要求中央下决心恢复高考。
珍藏在中科院档案馆的这些会议记录，真实记录了与会者急切的心情和拨乱反正的决心。当时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挥笔把“单位同意”四个字去掉了。一锤定音，中断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这一年，540多万人报名考试，27万多名考生被录取，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78年3月，27万多名大学新生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此，校园里，树林下，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高考的恢复，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热爱学习、崇尚科学的热情。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5500多位代表汇聚一堂。他们之中有的是阔别多年的老友，有的是校友、师生，在中断联系、阔别十多年之后重逢在这里，万分激动，百感交集。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和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作家马识途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热烈的掌声;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更热烈的掌声;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极其热烈的掌声;
“我愿意做你们的后勤部长”，极其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对于知识分子的公正评价，激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参加了大会。他在书面发言中，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这样的祝词：“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春天到来，乍暖还寒。历史的巨轮往往会在惯性的驱使下，继续沿着过去的轨道运行。“两个凡是”，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当时还没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郑重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工作。”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5000多字，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了一场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邓小平再次旗帜鲜明，他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开始采取行动，全力支持和引导这次大讨论。
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篇13：2019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十集突破重围观后感
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往出席。其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彻底破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外交取得全方位胜利。在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制裁封锁的同时，国际局势还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1991年12月25日晚7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总统职务。随后，在全世界电视观众的注视下，苏联国旗缓缓降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让西方政客们兴高采烈，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西方发达国家随之加大对中国“以压促变”的力度，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1992年，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为我国加入全球性竞争和合作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性问题尚需解决。同时，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国内。一时间，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存在质疑和争论。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推进，成为影响90年代中国发展的大问题。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邓小平再次以他特有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为中国指明了道路。自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不辞劳顿、风尘仆仆，一路走，一路讲。
邓小平的谈话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将中国再次引入了历史的快车道。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以1992年第2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内容。东方风来满眼春。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
这年6月，长江沿岸的10个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此后，其他17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中国由此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正是在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酝酿着重大突破。1992年6月9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党校，江泽民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
他说，面对建立新经济体制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在这次大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得到郑重确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词汇，记录了中国十多年艰难执著的探索，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智慧，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的历史逻辑。但也有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在一起表示怀疑。
1994年12月，江泽民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极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出口呈现高速增长，“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同时，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来华投资新主角。此时，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信息革命已经来临。闯过激流险滩，冲破惊涛骇浪的中国，社会变革也在提速，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定，向着21世纪的大门奋力跨越。
篇14：2019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集改革春潮观后感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