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呈现新的特点，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几句话：“交通方便了，干部离群众却远了；通讯发达了，干部与群众交流却少了；干部文化程度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却降低了；国家惠民政策增加了，群众的意见却增多了”。这些现象在我们身边确实存在。透过现象看本质，说明当前的群众工作正面临新的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联系服务的内容更加广泛多变。现在联系服务群众，已经不是原来我国处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让群众吃得饱、穿得好，这些简单的群众工作目标，现在群众有更高的目标要求。群众从原来有吃、有穿逐步过渡到有住房、有收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要有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等等。比如，我们农村外出务工的群众，上一代和这一代的需求层次就有很大变化：上一代农民工都经历过困难和饥饿时期，他们进城务工就是为了赚钱，对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都没有很高的要求。但是现在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就有很大不同，他们大多数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对城市生活有比较美好的期望，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于城市人，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生活。许多大城市也顺应他们这些思想需求变化，原来称呼他们叫“农民工”，现在称呼他们为“新市民”。再比如，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大规模流动，就出现了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等不同群体，每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我们联系服务群众也要满足不同层面群众的生活需求、利益诉求，这给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是联系服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群众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法治意识、权益观念都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换届选举、村务管理等问题上，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加强民主监督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同时，组织管理群众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比如，以前群众什么都听村干部的，现在村民自治，村民也有了“话语权”；以前村里大喇叭一响，上级精神直接传达到各家各户，现在农民各种各的地、各耕各的田，人员难组织，会议难召集，信息难沟通，管理起来很不容易。有个别群众还存在重利益轻道义、重自己轻集体、重维权轻法制的问题，尤其是当前信息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各项政策法规非常透明，宣传报道也很及时，群众的政策水平、理论素质也得到普遍提高。像有些上访反映问题的群众，经常读书剪报、上网看电视，对时事政策了解的比较全面系统，不注意学习、水平一般的党员干部根本讲不过他们；极少数群众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存在“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思想，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等。群众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思想的存在，都给做群众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三是联系服务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当前，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既是黄金发展时期，又是矛盾凸显时期，按照先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这是一个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合理诉求和无理诉求相互叠加、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相互纠集的时期，各项矛盾集中呈现、错综复杂，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特别是现在处于网络时代，电话、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信息沟通非常方便，相应地各项工作透明度也更高了。如果我们在处理群众反映问题时，总想捂着盖着、封锁消息，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已经变得不可能。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分析、积极应对，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全面做好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第三，当前党员干部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必须着力提升密切联系服务群众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其中，脱离群众的危险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最大危险。这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特别是深刻总结当代世界政党更迭的经验教训之后，做出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判断。
苏联解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苏联共产党是革命导师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898年，解散于1991年，执政时间长达74年。苏联共产党亡党前，曾有党员2000万人，约占前苏联人口的10%。就是这样一个成立时间最早、执政时间最长、党员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政党，被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市委书记、后来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签署了一个“非党化”总统令，毫无抵抗地宣告解散，前苏联也因此彻底解体。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苏联共产党后来的垮台，恰恰验证了列宁当年的这个判断。1990年，前苏联有一个“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被调查者认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有人讽刺说，苏共有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有20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失去了政权。一个政党执政的根基，不在于历史有多长，也不在于过去贡献有多大，更不在于党员数量有多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作为基础，都难以维系。
看看我们的党员数量，1921年党成立的时候，57名党员；到建国的时候已发展到449万，这段时间增长比较快，与我们当时解放战争形势迅速推进有关，但是那个时候党员数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不到1%；到1978年的时候，全国有党员3698万，占全国人口的3.86%；目前，全国党员95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接近7%。这些年党员数量增长得很快，数量问题已经不是执政党的最大问题。但是数量多了，如何提高质量，如何优化结构，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全国组织工作会上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它的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苏联2000万党员，出现了那种情况，我们现在9500多万，管理好了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和资源，管理不好也会出现漏子和问题。
当前，我们不能不看到，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脱离群众的倾向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和某些党员身上还相当严重。提升联系服务群众的能力成为摆在各级党员干部面前的最大考验。善于做群众工作，是党员干部政治合格、工作称职、能力过硬的表现。在战争年代，党员干部重视群众工作、善于开展群众工作。谁的群众工作做得好，谁就有安身立命之处，谁就能打胜仗，谁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吃饭穿衣的压力没有了，生活待遇改善了，一些党员干部眼里没有群众、不会做群众工作了。这两年，网络上流行一类帖子，叫做“官场雷语”，专门收集官员在处理群众问题时失态的语言。
